【人傑地靈】我的路- 陳凱(1):迷惘年代

【新唐人2010年1月5日電】陳凱,前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隊員,奧運自由衫全球運動發起人,右派網專欄作家,《ONE IN A BILLION》《一比十億》的作者。前言在今天紛繁變化的中國,每個人都在竭盡所能尋找幸福。有人說,它在別人認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錢的東西里。但為了別人眼裡的成功,我們被迫放棄了心靈中一致的價值。當尋求自由的心靈在歷次所謂的運動中被消滅殆盡時,茫茫人海,憑良知而獲得成就,並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為稀有,無法讓人相信他的存在。今天,我們為您找到了前中國國家男籃名將--陳凱,作為這稀有的一例,為您講述他尋找真實存在的幸福的故事。第一集 迷 惘 年 代這個要說起來很長,我已經在我的書《一比十億》這個書裡把我在中國的運動的生涯,包括我怎麼從一個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過程。這不是一個生理的過程, 這是一個心靈的過程。人從靈魂意識到自己的尊嚴、意識到自己的偉大,意識到自己的自由。當你意識到這些基本的你的價值的時候,你就發現這是你一生最寶貴的東西,你不能放棄。對我來說,一個人如果放棄了真理、正義、自由和尊嚴的話,那這個人和行屍走肉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把一個人跟一個動物分別開的就是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同時也把一個自由人跟一個奴隸分隔開,也把一個真實的存在跟一個虛無的存在分開。今天我把這個說出來,當然是一個很長的經常是很痛苦的過程。現在在這兒我想告訴所有的人,不要害怕這個痛苦的過程,因為心靈從一種封閉或者被奴役這種狀態走向自由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過程,需要付出努力。在美國華盛頓的韓戰紀念碑有一句話寫得非常非常好:Freedom is not free。一個想爭取自由的人一定要付出代價,很多的代價是很沉重的。但是這種沉重的代價--我今天走到自由的這種心態的時候,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一個人不走向這個,不走向心靈的自由,他的幸福的可能性是沒有的。我經常說這個話:一個自由人並不一定幸福,但一個不自由的人絕沒有幸福的可能。自由給了你幸福的可能。我生在北京,在當時是家庭背景很不好的一個家庭,父母都有一些政治問題。由於內戰的原因,(父親的) 十個姊妹分佈在海峽兩岸。我叔父李邦訓,他是一個空軍英雄。中國抗戰的時候,美國的志願軍組成的“飛虎隊”授予我叔叔最佳飛行員獎,一萬五千小時之中沒有摔過飛機。我父親跟我爺爺留在北京,當時在海關工作。其他去台灣的人走的時候把我奶奶帶走了,所以我爺爺跟我奶奶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面。由於家裡的台灣關係,在英語裡是Exile,就是被放逐了,(我們)被放逐到靠近北韓的一個小城市-通化。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所有的知識青年,都被送到鄉下去了,我剛初中畢業,也被送到鄉下去了。但是由於我下鄉以後能夠在糧庫找到一個工作,糧庫的球隊需要我去打球,所以我就有一個機會不用在鄉下種地了,我可以到糧庫裡做一個臨時工人,吉林省柳河糧庫。那時在糧庫裡,每天要扛麻袋,麻袋有二百斤,我才十幾歲,身體還沒有長成,有時去搭肩。那時候輸送機經常停電,要人把糧食抬到糧垛上面去,你要走翹板,翹板還在晃,二百斤的糧食,你試試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那麼在作工人的時候一直沒有間斷打球,一直沒有間斷練球,我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是先練一個小時,旁邊有一個井,喝一點水,然後洗一洗。像這樣一種舉動,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我會有那麼大的衝動一個人去練這個事,根本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指望,那個時候在全國體育已經被取消了,專業隊也都已經癱都取消了,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的前途說你將來可以在這方面有什麼樣的造就,都沒有,但是我確實這麼做了。但是為什麼我能這樣做,我覺得我能從打球之中找到我對生命的一種激情的一種表達。我能覺得我是在活著,我沒有死亡,心靈沒有死亡。我仍對某種運動有熱愛,這種熱愛使我覺得我是一個活著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講,在我還沒有認識美國的時候,美國已經拯救了我。因為美國發明了籃球。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跟美國的緣由從籃球開始。對籃球的激情一直沒有削弱。從我打球一直到我退休,一直到我帶我的女兒打球,都是很有激情很有興趣的看。我是非常投入的一個人。那時候,因為周恩來指示說拿體育作為政治工具去打開中國的外交困境。所以國家隊送出相當一批人到全國各地找天才,最後就听說在柳河有我和我哥哥那幾個個兒比較高的人。我就被選中了到了北京。國家體委舉行了一個集訓隊,召集所有的天才青少年,我當時十六歲,還不到十七歲,這些青少年在國家體委體育館進行集訓,在集訓的時候發生了一些小的插曲。土豆皮事件1970年晚春,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因為土豆皮有很多土,有臟,我和另外一個人,我的很好的一個朋友就把這個土豆皮扒了下來,當時青訓隊都有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看到了以後,就說你們要向全隊寫檢查,因為你們浪費了土豆皮。我就覺得我整個人生的這麼一點希望就是因為一塊土豆皮就可能被消滅,就是因為一塊土豆皮,就是你完全攥在別人手裡,就是因為你沒有吃這個土豆皮,你這一生就能被葬送。當時我們做了檢查,還要吃憶苦飯,還要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作宣誓,什麼政治宣傳和洗腦。好在就是這個政治指導員,他發生了一件醜聞,他跑了,結果我們倖存下來了。就是他在教育我們這些無產階級的道德的時候,他自己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政治醜聞、政治事件,他跟一個有夫之婦發生關係,那個有夫之婦突然從樓上跳下來,死了。所以他因為這個事件,被遣送回他的原籍。我在那個時候就在道德上作了一個鑑別,Oh, My God, 這些人教我的東西全是假的。我從那時候對一切開始表示懷疑。這些人雖然表面上冠冕堂皇教我們所謂的這些無產階級道德,但他們自己呢? !使我感覺到周圍一切都是假的,沒有什麼是真實的,但究竟我是不是要追求真實,這是一個重大的選擇。當然對我來說,我是決定這個真實的東西只有在我跟籃球的關係裡面才有。我就集中精力來打球,把我的球打好。最後青訓隊解散的時候,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留在國家體委,作為特殊的天才去訓練。那時候我的天才非常好,彈跳能力、身體素質都非常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陳邦曉)就被放在國家隊田徑隊也是重點訓練,他身體也是非常非常好。這樣經過一年的訓練,突然有一天,他(陳邦曉)到我宿舍裡來,他說領導已經決定我不能再在這裡繼續訓練,因為我家裡有問題。他家裡確實以前跟國民黨軍隊有某種關係,他父親以前是國民黨軍隊裡的。那麼被發現這種事情,他就被踢走了,我記得我還去送他,我到北京車站去送他。我送他的時候,我心裡充滿了絕望。但是我不想讓他看出來,因為他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知道遲早它會來,就是我也被踢走,肯定是跑不掉的。但是我希望把這個延遲一點,多留在國家隊多訓練一段時間。從北京車站走的時候,我給他(陳邦曉)送行。天氣非常冷,我們就站在那裡吃了碗麵條。送到火車上的時候,北京車站的大鐘響著《東方紅》,我記得我把他送走的時候,他全身的探出窗戶要同我告別。從來沒有想到,我從北京車站把他送走的時候是見最後一面。我再也沒見到他。從來沒有想到,我再也沒見到他。這件事在我心里永遠是一種痛。回到黑龍江,回到哈爾濱的時候,他(陳邦曉)就比較絕望,那麼絕望的時候他就喝酒,喝酒時候跟他哥哥睡著了,旁邊煤氣出來,煤氣出來就把他熏死了。他也就死了。當然,經過再長一段時間以後,國家體委也發現了我家裡的問題,給我下了一個死刑,就說你永遠出不了國,你這種家庭情況不適合在國家隊待。但是當時我不相信這是一種真實的情況,我知道當時在國家體委有一些有名的教練和有名的運動員他們仍舊可以出國,他們家庭也有社會關係。但是我就認為我的技術水平達到的話,我還是可以出國。在這一方面來說所有的中國運動員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工具,他可以任意的拋棄你,任意的把你踐踏,或者你的尊嚴都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當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他把我從國家體委踢走的時候,我就想我應該怎麼做。我對我自己說我非常熱愛籃球,我就跟這些所謂領導講我說我既然出不了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國內打籃球,這個在邏輯上是對的,你不讓我出國,你不信任我,我可以在國內打藍球。但是他們不說話,也不表態。後來我就自己決定,那我自己想辦法,我就聯繫到廣州軍區,到廣州軍區打, 那時候(廣州)有些很好的教練,我想在那兒造就自己,從新練球造就自己。在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我就沒跟領導打交道,因為當時從柳河的糧庫有人來領我,到北京來領我。我很害怕回到柳河糧庫,我覺得到那裡我就死路一條。到了糧庫我也沒有什麼前途。我就跟其他一個人聯繫,跑到廣州軍區。出逃1971年秋,我當時就拿了個包,假裝上街,手提包我都沒敢帶,就是一個黃書包,上面寫著“為人民服務”,伴隨我所有的籃球生涯,我一直保留著它。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為人民服務” 這幾個字,我就想起了這個社會道德的淪喪。我看到“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就想起了這個社會所進行的道德教育的虛假,而這個“人民”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就是政府。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北京車站響著東方紅,我就想起送陳邦曉走的那天,同時我又想起這一切,這一切的一切,為人民服務、東方紅,而我卻要做我想做的事,我自己認為值得的事。那麼我就跑。我就跑到廣州軍區,沒有跟任何人講。當時國家體委那些領導就恐慌了,有一個人潛逃了。所以他們就通知公安局送出一個小組去抓我,到廣州軍區去抓我,結果到了廣州發現我仍舊在練球。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在那個時候,國家體委當時的主任是曹誠,他們就發出了一個很嚴肅的指令,就是廣州軍區你要把這個人送回來。很絕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廣州軍區從新建立我的籃球(事業),從新建立自己,從新往前走,這個希望剛剛來的時候,突然,廣州軍區的政委找我談話,說你不能留在這兒,國家體委已經叫我們把你送回去。當時我非常絕望。我當時在那個狀態之下,我就覺得活著跟死了沒什麼區別。我沒有任何選擇,我在這個社會中生活,沒有任何的選擇。我被人任意的擺佈。那時候確實痛哭了一場,非常絕望,非常絕望,確實痛哭了一場。我記得很清楚,一個人在屋子裡,我也不願意讓別人看到。我就想該怎麼辦,這時候我有一種憤怒,就想God, 當時我還不知道有God,我就想我不能就這樣,我一定要鼓起勇氣,奮鬥一下,幹一下。那麼,好吧,我跟你們一塊兒回到北京,我知道回到北京肯定沒有好事,我是跑出來的嘛。回到北京就把我隔離了,一個人檢查反省交待,有什麼動機。當然他們肯定會考慮我跑到廣州是因為我有台灣關係,想從廣州跑到香港,逃走。這是他們馬上的想法。我根本就沒這麼想,我想是為了籃球。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重大的選擇,這個絕望的時候我做了人生最重大的選擇,拒絕拒絕拒絕絕望。我並沒有看到什麼希望,但是我選擇拒絕絕望。這樣我就回到北京我就把我的事情交待,大約一個禮拜,隔離。把我的事情交待,交待清楚以後,做了一個整個地檢查,整個對全國家籃球隊作了一個整個的檢查。國家體委害怕我再跑,就派出兩個人把我押送到柳河去,我記得很清楚。押送柳河以後,我就躺在小炕上。那時候柳河也沒有電,有個小油燈,我就看著油燈,我就在想將來怎麼辦,我是在這兒我是任人擺佈呢?還是自己再做一次掙扎。那時候我大哥來了,也給我一些鼓勵,說你在這兒要呆著的話,肯定糧庫的人知道你跑了以後,肯定對你沒有什麼好處,因為知道你不想回到糧庫,所以糧庫的所有領導也會對你有一種歧視和虐待,你在這兒待不住。後來我說我同意。我肯定不能在這兒待。我那天晚上我就從鐵絲網裡鑽出去,我又跑了,又跑了一次。這次跑哪兒去了,跑到吉林省長春的一個省隊。省隊知道我,知道我很有天才。他們也非常想要我。在省隊待了大概有幾個月,我以為在那兒再開始我的籃球生涯。又沒有開始成。為什麼呢?瀋陽軍區把我的檔案調到瀋陽軍區,瀋陽軍區知道我從國家隊走的,他們知道這個人很有天才。他們需要這個人,等於他們把我充軍了。當時到軍隊是我一個理想,因為在軍隊我覺得能使我的家庭政治上得到一些好處,不會被鄰居所歧視呀,像我父母的單位每天都審查他們,隔離審查他們。如果我是軍屬的話,在這方面對家裡有好處。我當時就這麼想,我一定要參軍,我到了瀋陽軍區,穿上軍裝,第一件事我想我終於可以再開始我的籃球生涯了。又沒有開始成。這些人告訴我,你呀你現在已經有前科了,你已經有跑的前科了。軍隊不會信任你,我們要把你送到連隊去鍛煉,從新洗腦,要從新鍛煉,把我送到連隊,我想打籃球打不了。我在軍隊裡,吃都沒吃的,人餓得, 軍隊裡那時候是珍寶島跟蘇聯打仗的時候。我的個兒很大,吃東西比別人多,但是總是吃不飽,再加上非常繁重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在修壩,再加上一些軍事訓練,後來我身體就越來越快垮下去,後來胃就出血,我自己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胃出血,後來生重病。回到瀋陽軍區軍區的時候,我根本沒法打球,我已經太弱了。以前我隨便就可以扣籃的,我有一次摸籃圈都沒有摸著。當時我就想:My God. 當時還沒有God。我說這怎麼辦呢?我也沒說話,我就跟著隊玩命練,我有一種信念不管怎樣玩命練。可是我身體已經非常壞,已經有重病。因為我那時候有胃潰瘍,胃出血,就一直沒有發現,它一直在出血就產生重大貧血。其實人就快死了。就一直便血,便血很厲害。最後發現身體越來越弱,後來又把我送到醫院,這一住就住了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之間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信,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了。我在那個時候,最絕望的時候收到那麼一封信。在那時候各方面的打擊就不說了, 對你籃球生涯的打擊根本就不提了,又來這麼一個噩耗。你怎麼對待?你怎麼對待?一般的人就垮了吧,完了吧。反正沒有什麼希望。我最好的朋友也跟我一樣,不也死了,我將來就是死路一條吧。大概沒有什麼太大希望。但是我還是這樣我拒絕失望,我拒絕這個東西。我聽到我好朋友去世的時候我馬上要求出院,馬上投入訓練,那時候我胃潰瘍起碼不出血了。當然疼還是疼。當然經過這種訓練你有一種強大的動力。這種動力就是我要為我最好的朋友報仇。但這個仇不是個人的仇。我有一個朦朧的想法是:我對這個社會的最大的報仇就是使我自己幸福。我在我的一生里面,沒有看到任何人有幸福。沒有。可是我給自己許了一個諾。我說我一定要幸福,我要找。雖然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任何人有這種東西。我周圍沒有一個人幸福,但是我相信相信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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