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西方第17集:法律與西方世界

【新唐人2009年6月19日訊】主持人:皮爾金頓教授,你好。Pilkington:非常高興見到你,丹妮爾。主持人:很高興見到您,歡迎您來到我們的節目!Pilkington:謝謝你!主持人:皮爾金頓教授,先介紹一下您自己。我知道您要講的故事很多很多!Pilkington:是啊,我都這麼大年紀了嘛!主持人:是!Pilkington:好吧,我叫瑪麗蓮‧皮爾金頓(Pilkington)。我在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長大,在阿爾伯塔大學唸書,我先讀了英語文學,獲得了英語文學榮譽學位。主持人:是。Pilkington:在大學的第五年我擔任了阿爾伯達大學學生會主席,我是第一位當選這一職位的女性。那時是20世紀60年代末,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運動也在大學裡出現,新的學校管理方法也在制定之中。主持人:所以,你算是嬰兒潮一代了?Pilkington:對,我是嬰兒潮一代,毫無疑問了。其中還有呢,我是大學理事會和學術評議會的學生代表,我開始意識到法律在所有這些機構中所發揮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理事會面對那麼多的問題,需要法律方面的諮詢,需要對有關法律條文進行解釋。那時理事會有一位很出色的副主席,三十多歲的律師,非常有能力。我很佩服他,在複雜的討論中,各種爭持不下的觀點面前,他可以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把所有因素歸納出來,擺在桌上,告訴我們有甚麼樣的選擇,每個選擇的優缺點是甚麼。他可以把問題分解,然後歸納演繹作出決策,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主持人:他對你有很大啟發。你想, 噢!他的能力是不是通過學法律學來的? Pilkington:就是,我想這肯定是原因之一了。當然個人的天賦也起作用,他非常善於分析問題,而且做的很公正。真的幫助我們理清了必須作出哪些選擇、這些選擇會有甚麼樣的後果。真正促進了問題的解決,而不僅僅是重複各方不同的意見。我就想, 「嗯,我要能夠這樣做就太好了! 」如果學法律能使一個人做到這一點。主持人:那時,你二十多歲?Pilkington:我16歲上大學,所以那時我二十歲剛剛出頭。因此,擔任過學生會主席之後,我又學了英語文學碩士課程。然後上了多倫多大學法學院。來多倫多之前和我現在的丈夫結了婚。我在阿爾伯達大學上學時,他是我們學校法律系學生。當年我競選學生會主席的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把他強拉來幫我貼海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在卡爾加里是一名企業律師,然後我們來到多倫多,他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律師所,叫斯提克曼‧埃利奧特,他們在多倫多、卡爾加里、蒙特利爾、 渥太華、溫哥華都有分所,並且在香港已有多年。但他在多倫多工作。主持人:這麼說,你從那時起,就開始了律師生涯,直到今天。Pilkington:對,我畢業以後一直在做法律方面的事。主持人:這些年來一直在作律師,然後你成為一名教授,是嗎?Pilkington:法學院畢業後,我在渥太華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做辦事員,然後我在多倫多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律師所,那時叫作托利‧德斯勞利埃斯‧賓寧頓,現在就叫托利。我在那裏乾了四年,專門做訴訟案,學習曲線真是直線上升,每天都學到新的東西,另外你從法學院學來的東西,要學會如何去運用到實際的案子處理中去。還有很多的東西其實就像是跟著有經驗的律師做學徒學來的。我很幸運,曾跟一些最好的律師學過,我在那裏做了差不多4年。1980奧斯古德‧豪爾法學院邀請我去,一轉眼,當老師都29年了。主持人:噢,很長時間啦。有很多政界人士是律師出身,這些年來你有沒有曾經考慮過從政呢?Pilkington:嗯,這個很有趣。其中一個原因,為甚麼有如此多的政治家是律師呢? 因為各級政治家本身就是立法人。聯邦和省級議員通過投票制定法律,市議員一級,則制定規章。所以對法律的理解是他們知識基礎的一個非常重要部份。當然也有的政界人士沒有這樣的背景,這也很重要,也就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律師。但律師在立法過程中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角色。政治家們也可以從司法部或其法律部門得到很好的建議,協助他們確定哪些政策可作為選擇,以及一個新的方案的實施,需要甚麼樣的法律要求等等。主持人:你有沒有過從政的想法呢?Pilkington:我呢,當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從政,競選當主席,當然是有一些興趣,但從來沒有實際走上那條路。主持人: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近30年來,有甚麼精彩的故事與我們分享。Pilkington:嗯,教法律是一個非常令人高興和可喜的職業。我們法學院招來了最聰明和最優秀的學生,非常多樣化的學生,並通過這種多樣性,我們真的改變了從事法律專業人士的構成。如果學生無法進入法學院,他們就無法進入這個職業。我作法律專業學生的時候,這個職業的人是清一色的。主持人:白人男孩?Pilkington:白人男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猶太學生很難在有名的律師事務所裡得到職位。主持人:特別是在埃德蒙頓。Pilkington:多倫多也是一樣。而且你知道,我們為甚麼有個西奈山醫院呢?就是因為曾幾何時猶太人醫生沒有權力在醫院行醫;我們為甚麼有個女子大學醫院呢?也是因為女性醫生一度在醫院找不到職位。同樣,法律行業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加拿大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幾乎任何人獲得足夠的教育後,可以進入任何相關領域。在法律界內部有不同背景的人為不同的人群說話這非常重要,本來律師就是替人說話的。人們需要有這種瞭解他們的主張和立場,理解他們的文化和關心他們的專業人士替他們發聲。法律界的新鮮血液使這個行業,使司法系統更加多樣化、更受人歡迎,更平易近人,更有社會責任感。主持人:這麼說,你自己是經歷了加拿大社會的演變。Pilkington:是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主持人:不到30年。Pilkington:不到30年。主持人:我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變化。Pilkington:是的,但現在還不完美。主持人:我們還在不斷發展。Pilkington:我們仍在不斷發展,仍有各方面的挑戰,各種困難要克服。但是各種問題都可以非常公開的討論,相關的政策也正在實施。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的「權力和自由憲章」裡已寫下了基本原則,那就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要尊重他人,這已經成為我們制定政策時的標準,不僅是在政府的層面上,在非政府機構也是如此。主持人:你能不能給我們大體介紹一下加拿大的司法系統是如何運作的?Pilkington:噢,這可是個大話題。主持人:是很大。Pilkington:讓我看看,能不能很快的,比較全面的介紹一下。主持人:並且要用簡單的語言,這樣我們大家都能夠理解。Pilkington:最重要的是,加拿大是憲政民主。所以她是一個遵循憲法運作的民主國家,這部憲法,一部份是經我們認可,從英國沿襲而來的。憲政民主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法制,這是用來限制政府,使其不能按自己的意願而隨意行事。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是為了公共的利益,它必須在法定的權限之內運作,否則他們會被追究責任。法制是通過普通法院實施的,它適用於每個人,包括各級政府。另一個重要原則是,我們有一個聯邦制度,這意味著一些憲法賦予的權力是由聯邦議會和聯邦政府行使的。其他地方性權力是在省立法機構的管轄範圍之內。所以,當選民選舉聯邦議員,或是省議員的時候,我們知道他們負有哪些責任,我們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追究他們的責任。例如,教育方面的問題,是省級政府管轄範圍之內的。 

主持人:所以這是寫入了憲法內的? 

Pilkington:是的。1867年版本的憲法之下有四個省份:現在的魁北克和安大略加新斯科捨和新不倫瑞克省,這四個殖民地區組成了當時的加拿大。然後隨著鐵路向西部逐漸延伸,其他大西洋省份也先後加入,先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然後曼尼托巴省、阿爾伯塔省、薩斯喀徹溫省,最後紐芬蘭和拉布拉多在1949年加入加拿大。在此之前它們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當然,現在我們又有了東北地區,育空和努那午特Nunavit ,這是加拿大的領土區。因此,我們的聯邦制度下有十三個區域:十個省,三個領土區。因此,我們有這種兩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與法制相關的另一項重要基本原則是,我們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而且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是不可侵犯的,法官不會因為政府不喜歡他的裁決而遭到撤職。法官如有不當行為可以通過司法委員會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是,要解除由聯邦政府任命的某位法官的職務,需要有眾議院和參議院聯合決議。所以,一切都必須公開、透明,必須允許公開辯論。這是保護司法獨立性,政府本身無法解除法官,只有議會能這樣做,省級法官也是一樣。 

主持人:所以,法官的職位是終生制的? 

Pilkington:聯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可以任職到75歲。很多人曾經想他們也許想在55歲時退休,可現在卻流行一個說法叫自由工作85!到85歲才想退休呢。法官一般都非常喜歡他們的工作,也很願意乾下去。 

主持人: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西方社會是三權鼎立。所以你提到了兩個:一個是執行機構,這是聯邦政府,另一個是獨立的司法機構,那第三個呢?Pilkington:第三是立法機構,那是聯邦議會,或是省議會。主持人:那麼,誰是我們的執行機構呢? 

Pilkington:總理和他的內閣,內閣成員幾乎完全是當選的國會議員。誰能贏得議會多數的信任和支持,誰才有資格去任總理,去組織他的內閣。這個內閣代表國家,去掌握不同性別之間、不同種族群體、族裔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等等。內閣成員們就是聯邦各部的部長,其中多數是政府各部門的主管。如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等。 

主持人:那立法機構是甚麼呢?是由哪些人構成的呢? 

Pilkington:選民選出的國會議員或省議會議員,這些人有制定法律或立法的權力,他們還要監督政府。比如,去聯邦議會裡看質問時段,你會看到反對黨議員質問總理和他的部長們: 「這件事情上,你做了甚麼了?為甚麼不那樣做呢?這個不對,那個不好」。偶爾他們也會說: 「你的這個政策很好。」,當然,反對黨的主要任務是監督政府,而且政府也必須出席國會回答問題。新聞媒體都在那兒,人們可以知道政府在乾些甚麼事情,可以知道反對黨認為政府有哪些問題等等。因此,議會本身,眾議院本身是反對黨監督政府的地方。另外,眾議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制定法規或法律。一個法律提案通常要經過法律委員會評審和研究後,再經參議院審查。然後經眾議院通過之後再經參議院通過,最後經總督簽署,成為法律。 

主持人:御准? 

Pilkington:正是,御准。但是,我們的制度不同於美國,因為美國總統不出席國會。他獨立於國會系統之外,所以的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職能的分離。 

主持人:對我們來說並不十分清楚。舉例來說,眼下保守黨議員,可以屬於行政權力,同時也可以屬於立法權力啊? 

Pilkington:是,那些內閣成員是執行行政權力的角色。那些僅僅是議員的,也起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立法機構的成員。他們沒有責任去執行法規,他們有責任研究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主持人:那麼這兩個權力在加拿大沒有像美國那樣有明確的界限? 

Pilkington:可以說它們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內閣成員同時又是眾議院議員,也是眾議院的一部份。 

主持人:就是嘛,也許今天我只是一個議員,明天我成了內閣部長? 

Pilkington:是這樣的。你還記得去年12月,總理請求總督下令議會休會。這意味著議會停會一段時間,以後再召集起來。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他在議會沒有超過半數的支持。幾個在野黨都表示,他們將要否決他的立法提案,這就意味著總理失去了議會的信任。那麼結果是或者將由反對黨聯合成立新的政府,或者舉行一個新的聯邦大選。其原因就是,當執政黨是少數黨的時候,也就是不超過半數席位,總理不能保證贏得眾議院大多數議員的支持。那麼就必須有談判,有時反對派會說,我們可以支持你這個法案,但是你得更改這些部份。 或者,你也同意這麼這麼做。少數黨政府執政的結果也是對總理及其內閣實施行政權力的限制,和對議會通過法案的限制。 

主持人:我們談到了三權分立,在我們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還甚麼是最重要的呢? 

Pilkington:法律確實提供了一個框架,限定了在其中所有社會活動的準則。就說你決定結婚,你真的要受限於整個法律制度,它確定你在婚姻方面的義務、責任和權力。如果你開車你要受限於一整套的規則,你要學會這些規則才能得到駕駛執照。為甚麼紅燈亮了我們要停車呢?因為這是法律。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結果就是‧‧‧‧‧‧主持人: 處罰。Pilkington:是要受到處罰,而且還可能傷害自己。主持人:不僅是自己還要傷害他人。Pilkington:還有他人。就是這些細節構成完備的法律框架,保證了我們的社會正常的運作。我們這麼多人生活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裡,所以人們不僅得知道自己該怎麼做,而且要知道別人會怎麼做。 
就像綠燈亮時,我們有權通過,當然還是要先觀察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我們每次通過一個路口都要停下來,想一想該怎麼做,那交通秩序就會大亂了。許多其他領域中也是一樣,各種關係,商業交易,各種倡議,還有提供服務的機構,如醫院、學校、大學,都是在這種法律框架中運作。省議會和聯邦議會制定的政策,將要成為法律,不僅是因為技術和法律上的要求,而是因為這將保證人們想做的各種事情得以實現。總是有人爭論,我們到底需要有多少法律?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是大聲疾呼,比我們更迫切的想限制政府。我們這裡聽到這樣的討論不太多。我們這裡,我想還有點共識,就是,政府也是我們自己,我們是為我們的共同利益,一起做事情。我們交錢給他們去做我們共同需要的事情。當然,我們不想讓他們把錢四處揮霍,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我們要他們能夠做得誠實、做得好。這就是政府應該為我們做的事情。主持人:所以你說,法律制度給加拿大社會提供了正常運行的基礎和保證,它涉及到各個方面,包括整個社會。而憲法是我們的最高法律。它構成了加拿大社會的基石。那憲法是談甚麼的呢? 

Pilkington:嗯,實質上它有兩方面。不,三個方面。首先,憲法對如何制定法律做了規定。眾議院、參議院、總督等,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法院系統如何運作等等。所以憲法規定了政府的結構。因為我們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我們的憲法,劃分了聯邦議會和各省之間的管轄權限。另外,還有人權憲章,它確立了對政府權力根本性的限制。因此它主要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平等地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力。主持人: 人權憲章。Pilkington:就是人權憲章。它確定了一些原則,基本的宗教、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各種法律權力。如果有人被控犯罪,這個人受到怎樣的對待,他有甚麼樣的權力等等。還有法律運作中的平等權力,保護土著的權力以及其他各種程序。而這些程序,正是由司法機構來主管。如果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某些特定的法律,侵犯了憲法保障的權力或自由,那麼他們就在法庭上辯論這個問題,法院還要聽取執行法律的一方,也就是政府的意見。然後來決定,該法律是否侵犯了受到保障的權力,例如言論自由等等。如果有侵犯,那麼,政府有機會說明,有哪些重要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了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公共利益,這麼做是必要的。舉例來說,我們的法律,說你不能在黑暗和擁擠的電影院裡大喊「著火了!」。不錯,這是侵犯了言論自由,至少從技術上說。但政府可以說這是一個合理的侵犯,因為在這種環境中首先必須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法院很可能會說,根據憲法,這個侵權是合理的。只有法院才能做這種類型的判決。首先,他們聽取不同的觀點、立場,他們也常常聽取調停人的意見,某個群體的意見,任何有助於審議這個問題的意見。但歸根到底,最後由法院作出裁決。


主持人:加拿大很有成就,這麼多年來,它一直在世界上領先。我們作為移民,應當怎樣學習、適應這個社會? 
Pilkington:我認為,加拿大是個很好的地方,很適合人居住,而且我認為,鑒於我們擁有的各類資源,日益增長的人口和人們的技巧和能力,加拿大會變得更強大。當然,我們已經受益於從世界各地來的移民,而且也很依靠他們,我們將繼續需要移民來建設這個國家。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些移民來的人,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他們應該把握機會去真正瞭解這個國家的價值觀,瞭解他們有哪些權力和可以受到那些保護,他們有權要求自己的這些權力得到保護。在這些方面,法律界人士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新移民也要認識到,來到這裡不僅僅是為了謀生。這個新的環境需要公民的參與,才能使已有的社會機構能良好的運作,新移民要發揮作用。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一個族裔多樣化的議會,以及一些新來加拿大的群體在參與政治。有這樣的機會進入主流社會,積極的參與是非常可喜的。我想,他們會做得越來越好。主持人:非常感謝您!Pilkington:很高興再次見到你,非常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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