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關心:香港-崩塌中的一國兩制(下)

【新唐人2010年3月7日訊】世事關心(121): 香港-崩塌中的一國兩制(下)(主持人): 歡迎再次來到《世事關心》。2010年伊始,香港泛民主派發起的“五區公投、爭真普選”活動就在各界矚目中拉開了序幕。全香港共分為五個選區,泛民主派將在每個區安排一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繼而遵照《基本法》就要進行補選。然後代表泛民主派的參選人只提出單一的競選議題,就是實現香港立法會和行政首長的雙普選。這樣一來,這次立法會議員的補選就成了港人在雙普選問題上表態的變相公投。那麼,為什麼香港的泛民主派要通過這種方式來推動普選,它對“一國兩制”又有怎樣的意義呢?這就要從香港的政治體制的設計談起。(旁白): 香港的立法會共有60個議席,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有30個席位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另30個則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所謂“功能組別”是香港政治中的一個獨特現象,每一個組別代表社會上的某一個職業。如教育組別,只有教育行業的從業者才有資格成為選民。現在香港共有30個功能組別,除勞工界外,每個組別只能選舉出一名立法會議員。但是每個組別的規模不一樣;另外有的組別的選民作個人投票、另一些則作團體投票;而且長久以來都有批評稱一些功能組別主要是代表雇主的利益,並未真實地反映該行業全體從業者的聲音。如果說香港的立法會尚有一部分議席還來自于市民的直選,行政首長的選舉則完全是封閉的小圈子選舉,由來自各功能組別的約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因此,所謂功能組別是當前香港政治體制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否應該廢除它也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和親大陸的建制派爭執的焦點(文昭):香港保持“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對維持“一國兩制”十分關鍵。但由於功能組別的存在,立法會的主體是由功能組別的小圈子產生、行政長官也是由基本相同的、甚至更狹小利益集團選舉,這樣行政和立法權就事實上沒有實現分離。而這個小圈子受到北京的影響非常大,這樣一來“兩制”是否真正能維持,香港的民意是否具真能得到尊重就成了很大的問題。小圈子的“民主”和寡頭政治也就只是一個量上的差別而已。(旁白):在最近的一次立法會選舉中,香港的泛民主派共取得了23席。在直選的30個席位中佔有19席,約2/3的比例。香港的泛民主派認為,這個結果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如果能廢除功能組別,實行真正的普選,才能讓香港的民意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長久維護“一國兩制”。“五區公投”的發起黨派之一,香港公民党領袖余若薇認為港人應當擺脫“秋後算賬”的恐懼感,為自己的權利而發聲。(餘若薇): 我發現事實上很多人是很害怕的。很多人很擔心,做一些他應該做的事,說一些他應該說的話,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可能有秋後算賬,最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你越是這麼想,那一國兩制就越來越會萎縮。 香港人的確是希望儘快有真的普選,我們去爭取也是符合香港人的意願,是合平理性的,沒有不合法的地方。所以我覺得要多講,讓大家覺得很自然、理直氣壯的東西,不用害怕。 (旁白):公民社會得以建立的的基礎是理性、積極、富於求證和批評精神的個人。只有公民珍視和敢於捍衛自己的權利,並且敢於公開表達時,才能形成培育公民社會的環境。香港作為一個商業大商都市,港人經常被視為對政治冷感而對個人利益熱衷。然而2003年50萬港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和2009年6月4日維園15萬人參加的“6-4”20周年紀念活動給持這種觀點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昭):一國兩制對中南海來講,變成了一個既尷尬、又微妙的東西。如果利用和控制的好,可以用來樹立開明進步的國際形象,以及用來統戰臺灣。但如果真100%的實踐了兩制,在它的控制之外,又成了一個就近的民主思想的輸入地和教育基地。所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既是對中國進步的貢獻,又是對專制保守勢力的危脅(旁白):中南海對香港打出的牌並當不是只有“23條”立法一張,與此同時還有商業利潤的輸送。從2004年取消對港澳產品的關稅配額;到2006年對港澳產品全面實行零關稅;再到開放內地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提振香港旅遊業。在“23條”立法碰壁之後,北京的高調談經濟、低調談政治;以經濟發展優先拖後政治改革的路線和它在大陸的做法一脈相承。數年以來,確實使得香港的社會結構產生了一定變化,形成了一個為數很大的沉默的群體。(梁國雄):共產黨、曾蔭權他們的力量在於什麼?在於香港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不敢講自己話,敢講也不敢去將事情實行。(主持人):幾年以來中南海對香港採取的經濟懷柔措施使得一部分港人感到大陸對香港給予了實惠,從而降低了民主訴求的聲音。。但是,如果香港真從“兩制”向“一制”蛻變,真的不會給港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影響嗎?2009年的香港“高速鐵路”項目使這個問題浮出了水面。 (旁白):“廣深港高速鐵路”,又稱為“廣深港客運專線”,是中國建設中的一條高速鐵路,它連接了廣東省的廣州、東莞和深圳,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早在2005年,這條專線在大陸的部分就開始興建。而香港段則是在2006年初開始提出計畫,但一直進展緩慢。2009年,北京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四萬億投資刺激內需”方案。其中高速鐵路是投資中的重中之重。港府繼而也加快了“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專案的進度。(旁白)2009年2月,大陸的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和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香港簽署了有關廣深港客運專線香港段與內地段的銜接技術的安排備忘錄,爭取實現香港段在2009年內動工。09年10月20日,港府的行政會議通過了興建高鐵專案的決定。該鐵路完工後將作為京港客運專線的組成部分,被納入所謂“國家高速鐵路網體系”。(主持人):高鐵倉促上馬,港府給出的解釋是不想讓香港在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中被邊緣化。但畢竟香港是一個地小人多的城市,一個大型建設必然會對環保、交通形成很大的壓力。由於前期論證不充分,高鐵專案招致了強烈的批評。更有議員指責這就是一個政治決定。(立法會議員李卓人):這個政治決定為甚麼一定要在西九建呢?不是說方便香港人,是覺得內地人一去到西九就會覺得最漂亮,或者最威風,是不是為了這個威風,我們香港人要多付出幾百億的代價。(旁白):高鐵專案原有“共用通道”與“專用通道“兩個方案備選。最後港府選擇了“專用通道方案”,並且以西九龍作為終點站。這個方案比“共用通道方案”的成本高47%。香港段26公里的鐵路造價達到669億港元,成為世界上最貴的鐵路。 香港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批評港府的決策過程是長官意志和愚民政策的體現(黎廣德):這樣一種長官意志的做法,就很類似於內地的所謂“首長工程”。因為如果首長拍板了,就應該要做了。下面無論工程師也好,其他的官員都好,都是為了維護這個首長的尊嚴。這樣一種所謂愚民政策,在此時此地的香港,實在不應該再發生了。(旁白):在大部分情況下,高速鐵路的終點站都設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一方面是鬧市區本來就交通擁擠,而且地價高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高鐵帶動其他地方的發展。但香港高鐵的終點站卻反其道行之,設在鬧市區的西九龍。這除了被批評為政績工程外,更有反對聲音指這種嚴重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做法就是官商勾結,為了方便大型建築企業的贏利。(司徒薇):我們反對一個傾斜的政策,一個官商勾結的局面,一個結構性腐敗的政府。我們要求民主,我們爭取對話。(文昭):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官商勾結,曾幾何時這些東西都是大陸的特產,什麼時候輸送到了香港呢?可見這種小圈子決策的體制,使得香港的政府和既得利益階層在行為上也亦步亦趨向大陸靠近。這種由“兩制”向“一制”的退化是潛移默化中發生的,有的來自於大陸的間接影響,有的是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向大陸主動學習,但它對香港的民生影響很直接,對社會公義的破壞也相當嚴重。(旁白):1月16日,在強烈的反對聲中,香港立法會內親大陸的建制派議員仍強行通過了高鐵專案的撥款方案,然而此時在立法會外抗議者則和警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儘管反對聲浪重重,港府和高鐵專案的支持者仍然堅持說把終點站設在鬧市區的西九龍是為了方便更多的市民。這個說法與《人民日報》所說的政府大修鐵路是為了方便群眾享受更快捷、舒適的服務不謀而合。然而,在香港的“反高鐵”示威中,也有來自于大陸的支持者,表達了對這種說法的不以為然。(陸軍):我不是坐高鐵來的。我的很多朋友都反對目前國內高鐵的高票價,以及把普通列車關停的做法。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行動來抵制這種鐵路部門要把人民“被高鐵”的狀況。(文昭):高鐵項目是花香港全體納稅人的錢。不是說只花支持者的錢,不花反對者的錢。所以當有相當比例的反對聲音時,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不該一意孤行。所以這根本上是一個香港的民意是否得到尊重的問題,是一個民意不能被政府強行代表的問題。往深層講也就是個一國兩制的問題。(旁白):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香港的80後青年,在近期的社會活動中表現十分活躍。在抵制高鐵的問題上,他們展開苦行活動、走上街頭、舉辦集會、甚至參與包圍立法院。 那麼,為什麼經常被嘲諷為只熱衷於流行文化的80後青年,會變得對公共事務如此感興趣呢?(蘇賡哲): 說到年青一代就是所謂的“80後”很強烈地反對,其實倒不因為高鐵將來蓋好以後好還是壞的問題。而是說它是香港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地產商,他們因為這個高鐵而得利,而代價是香港人付的。所以現在的年青人反對的是這一點,而不是說高鐵將來蓋好以後,到底對全國性的交通影響怎麼樣,還不是這個問題。(文昭):青年學生因為單純,所以天然地有對公平正義的嚮往。不像一些入世很深的人反而把不公義看成是正常的了。這當然也和香港的學術界、教育界一直保持比較自由的氛圍有關。學生不是反對修高鐵本身,他們反對是程式上的不正義,從這一點說他們抓住了民主問題的實質。港府當前還不會像大陸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那樣強,但不公義就是逐漸的縱容而滋長起來的。《周易》裏有一句話,叫“履霜,堅冰至”。當你踩到霜的時候,就該知道離滴水成冰的隆冬季節不遠了。(旁白): 高鐵專案雖然充滿爭議,但之所以能在政府和立法會得到通過,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指出其制度上的根源在於功能組別的存在。由於特區首長和立法會的一半席位都是在功能組別的小圈子內選舉,其選出的代表當然不用對草根大眾負責,因此取消功能組別對推動社會公義十分重要(餘若薇00:46): 根本呢,立法會裏的大多數並不是市民的大多數選出來的,因為這個畸形的選舉制度是少數當權的選民選出來的。那麼少數選來的立法會的大多數,就變成控制議會,甚至製造流會。有的時候很粗暴,很多事情做得過分,使得政府不需要真正聆聽大多數選民選出來的少數議員的聲音。這是我們現在制度上很核心的一個問題(主持人):按照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看法,既然立法會和政府都不能真實地反映港人的意志,那麼作為三權分立的支柱之一,司法獨立就成了捍衛一國兩制的最後防線。那麼,香港的法院是否不辱使命呢?(旁白):2007年7月1日,是北京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0周年的日子,京、港兩地都準備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大陸方面,國家主席胡錦濤率中共高層參加了香港的慶祝活動。 七一前後,一批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準備來香港向胡錦濤表達停止鎮壓法輪功的訴求,以及參加香港的七一遊行。其中至少有500名已取得合法簽證的法輪功學員被拒絕入境,被暴力對待者超過百人;另外被拒絕登機和拒發簽證至少有三百人,從而成為香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遣返案。被遣返的法輪功學員大多數來自臺灣。這種對已經取得合法簽證的旅行者的大規模遣返,不僅在港臺的歷史上聞所未聞,在世界範圍內也極其罕見,因此,美國國會人權小組和宗教自由專門為舉辦了圓桌報告會來瞭解情況。香港的資深民主人士也對港府的行為提出了強烈的批評。(07:00司徒華);香港政府既然簽了證,是不是應該遵守自己的承諾,給這些人入境呢?它這種出爾反而已經違返《基本法》和《人權法》(05:22黃成智):法輪功的朋友來到香港,有什麼威脅呢,我真的想不通。只有一樣,顯示你政府無能。(主持人):事實上港府對持有合法港簽的法輪功學員的遣返從2002年開始就持續不斷,一到所謂的敏感日期就會發生。2003年2月,就有80名持有簽證的法輪功學員從臺灣到香港參加交流活動時遭到強制遣返。同年4月,4名被遣返的法輪功學員連同香港的法輪佛學會負責人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復核。案件的一個焦點在於,港府在選擇遣返物件時,是否存在一份黑名單。 (朱婉琪):這個黑名單是司法復核的重點,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如果黑名單上講就是由於法功的理由的話,明顯就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還有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香港基本人權法的相關規定。(旁白):港府在向法庭解釋遣返決定時,只給出了非常含混的“保安理由”,至於這些案底清白的法輪功學員會帶來怎樣的保安問題,根據法庭記錄,香港政府一直沒有給出證據。作為原告之一的朱琬琪律師本人也是法輪功學員,也在被遣返之列。 朱婉琪習練法輪功和從事中國人權工作多年,朱婉琪認為被拒絕入境,就是因為在中共的「法輪功黑名單」上。 。(朱婉琪):所以今天香港政府根本不是因為什麼保安理由遣返我們,他就是因為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們要來參加法輪功的活動,香港政府要配合中國內地的打壓政策,給海外要進入的法輪功學員製造入境上的困難。(旁白):由於入境事務處在香港的出入境事務上有廣泛的裁量權,是否這種公權力被用於特殊的政治目地,以及香港的司法體系是否能制止行政的濫權就成了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嚴峻挑戰,也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梁國雄):在香港的判決,有一個很特殊的意義,就是司法機關能不能制衡這個行政機關的濫權,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考驗。(旁白):2007年3月,高等法院在港府沒能提出所謂保安理由證據的情況下,卻採用了它提出的說辭,由於被遣返的法功學員尚未入境,所以不在基本法保護之。朱婉琪律師批評這種說法在邏輯上不能成立。(朱琬琪):今天的香港機場還是香港的領土,那在香港的領土上就該受到《基本法》的保護。在香港機場如果一個人犯了罪,他會受到香港法律的制裁。可是這個人沒有犯罪,他被侵害了,難道不受香港《基本法》的保護嗎?所以,這個到了香港機場還不被視為《基本法》下要保護的人的說法,真的是太荒謬了。(主持人)2007年4月,原告向香港高等法院的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但就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遣返仍在發生。包括2007年七一前後最大規模的遣返案。但這期間也有關於黑名單存在的重要證據曝光。旁白:07年6月25日,香港入境處機場管制科召開緊急會議,商討防堵法輪功旅客入港的辦法,航空公司也被要求給予配 合。會議中專門提到要“核對名單”,“發現目標人物”,在香港機場參加會議的航空公司將會議內容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臺灣總公司,郵件內容隨後被媒體獲得。旁白: 早在原案審理中,港府就一直無法提出所謂安保理由的證據材料。後來在主審法官嚴辭追問下,又突然得到「高層」口頭指示,說所有拒絕原告入境的書面材料已在遣返事件發生三個星期後就「全部銷毀了」,卻又不拿出銷毀檔的程式規定,遭到法官當庭斥責。儘管如此,上訴法庭仍然在2009年9月駁回了原告的上訴。在長達90頁的判決書中,有2/3都在批評香港政府的不坦白,主審法官在判權書中多次以驚訝、怪異、矛盾來形容。但最後卻以原告未在下級法院詢問一個關鍵證人為由,駁回了上訴。判決結果一出,輿論為之譁然,港臺人權界批評一國兩制蕩然無存,香港主要的中文報紙以《拒法輪功入境,政府矛盾仍勝訴》等為標題進行了報導。(朱婉琪):從法輪功的案件,可以看見香港的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已經根本不存在了。這個不存在可以從兩方面看。第一,只要是中共政府的敏感時期,或中共政府定調的政策,香港政府,特別是入境處可以罔顧基本法的規定。從司法的角度看,即便香港政府被判以如此的不坦白還能勝訴的話,香港的司法獨立已經受到影響了。(主持人):只有從所謂最敏感的案件中才能看出一個地區的司法獨立狀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司法系統承受了最大的政治壓力,如果它還能不偏不倚,就證明該地區的司法獨立是穩固可靠的。今年1月,即將退休的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最後一次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時強調,香港的司法獨立極其重要,希望香港的法官們要不偏不倚、無懼無偏地以法斷案。(李國能):法官不是在政治舞臺上去運作,他唯一的考慮,就是不偏不倚、無懼無偏地以法斷案。(主持人):香港的回歸已超過十年了,一國兩制今後將何去何從,《世事關心》將關注時事的發展,持續為您追蹤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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