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關心】中國的良心─高智晟(上)

【新唐人2011年5月22日訊】【世事關心】(169)中國的良心─高智晟(上):自學披上律師袍,伸張正義不畏權。

2011年1月18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出訪美國。

與此同步的,是紐約時代廣場上,中共政府砸鉅資播放的,渲染繁華盛世的中國形象廣告。廣告的播放頻率是每小時15次,共播放8400次。

不過,在華盛頓國會山的一個房間裡,幾十名媒體記者正在聽到一些與這個刻意營造的形象不甚和諧的聲音。

耿和(高智晟的妻子):「多少次,我們擔心高智晟的安危而徹夜不眠;多少次,我們想起高智晟的酷刑,我們撕心裂肺!」

耿和的丈夫高智晟,是中國最著名的人權律師,而他的形象卻不會出現在時代廣場熱鬧的大屏幕上。在那個寒冷的冬日裡,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身在哪裡,是死是活。

記者:「要是爸爸來了你想跟他說什麼?如果你見到爸爸?」

高天昱(高智晟兒子):「我一定會哭很多,因為我終於見到爸爸了。」

耿格(高智晟女兒):「一直都做夢,就是夢見我爸爸死掉了。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特別希望看到我爸爸,然後跟我爸爸說我愛他,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說過這個。」

中國的良心-高智晟(上集)

1980年,高智晟15歲,和弟弟一起,是在離家千里之外的黃陵煤窯上賣苦力的童工。他們的父親五年前病死了,家中負債累累。可是有一天,煤窯塌方了,弟弟的腿被砸斷。老闆分文不給將他們趕走。倉皇的高智晟背著斷腿的弟弟,六神無主,不知路在何方。

在部隊炊事班當了3年兵的高智晟復員後沒有回到貧窮的家鄉,而是留在了碦什走街串巷的賣菜。一張舊報紙,改變了他的命運。

耿和:「91年他賣菜,走街串巷的賣菜。那時候賣菜沒有那種塑料袋,都是自己帶兜。機關幹部下班都是夾著報紙回家,他們就會拿報紙去包菜。那麼有一次一個機關幹部買菜的時候扔掉了半張報紙,他撿起來一看,是個法制日報,法制日報說,要到多少多少年,中國需要15萬的律師,要考取律師,自學法律是唯一的途徑。他看了以後呢,我就覺得他是特別的興奮,我就覺得他有那種躍躍欲試的感覺。」

高智晟在遼寧丹東中級法院一審法庭上的演說:「我們的萬裡之行只為需要而來,即受害兒童的需要,追求我們這個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需要。」

這是遼寧丹東中級法院一審法庭上,高智晟為醫療事故致殘兒童鄒偉毅做無償法律代理時的一番經典的正氣演說。那時的高智晟,已通過刻苦自學取得了律師資格。因為免費為醫療事故受害兒童打官司,他已經全國聞名。

高智晟在遼寧丹東中級法院一審法庭上的演說:「法律,是保護孩子權益的最後一道屏障。我將免費伴隨孩子走完所有的訴訟旅程。」

醫療事故致殘兒童鄒偉毅:「高叔叔,我想你!高叔叔,我愛你!」

耿和:「在高智晟當上律師了以後呢,成為為弱勢群體打官司比較出名的律師以後呢,同行的律師就會把一些拄著拐杖的,搖著輪椅的,領到他的辦公室。甚至還有一次把路邊乞討的一個人也領到了他的辦公室。高智晟就買了好多烤包子,說,“你先吃吧,吃飽了再看看你的事我們能幫助什麼。所以每當辦公室都是這種人,這種情景的時候,他就想到了他母親那時候。」

高智晟的母親年輕守寡,靠沒日沒夜的幹活,苦苦拉扯七個兒女,全家人常常是吃不飽飯。可是,只要有窮人乞討到家門口,她從來不讓人家失望的離去。家裡有什麼吃的,她就會給人家什麼;如果什麼也沒有,她也會跑到自家的玉米地了,掰兩個不熟的玉米給人家。在寒冷的冬天,她總是會將那些窮人讓到家裡,為他們提供一個避風擋雨的地方休息。

耿和:「他母親扶持那些窮人的情景,他經常就想起,他覺得那個情景是非常的美好,能看到他媽媽的影子,感覺到非常的自豪,能跟他媽媽一樣,用他自己的一技之長來幫助更多的人。」

高智晟:「我們一年要,每一年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我是免費給窮人打官司。我一直是,從做律師到現在我都是這樣做的,因為我們覺得,首先從一個角度來講,我不能脫離和窮人的接觸。這是我瞭解中國社會底層的一個最直接的管道。另外呢,我自己就是窮人出身。第三個呢,是我的個性,我的個性呢,聽著一些山窮水盡的一些人來求助的時候,他的流淚過程恰恰又是我的流淚過程,我有時候就是,他找我的過程,加上我的個性,就使得你接受了這麼一個結果。」

2000年,他舉家搬到了北京。2001年,他在司法部舉辦的首屆全國律師電視辯論大賽勝出,贏得十佳榮譽律師稱號。2002年,他開設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不過,擁有成功事業的高智晟並不快樂。

耿和:「有一次是個聖誕節,我先生回來的比較晚。我們家也做了豐盛的飯菜在等著他回來。但當他一進門,我就看他情緒不高興,我就說為什麼。他說,我今天走在街道上,看到燈火輝煌的街道,我覺得我和這個社會是隔開的,我跟它是分層的,我融入不到這個社會中去,因為我掙的錢越多,我的當事人的苦難越多。所以呢,我就知道,在每一個案子中呢,每一個當事人的案子,他就投入了非常大的感情和一種責任。他感覺,作為當事人已經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已經受難了,如果我律師沒有做好,再把他的訴訟權利給丟失了,就把這一家人都給毀了,所以他就非常的認真負責。」

高智晟的不快樂還有一個原因。因為不願意賄賂法官,他成為一些法官的眼中釘。一次,主審法官直接嘲笑他的當事人說,「你怎麼會糊塗地請這種律師,請這樣的律師你能打贏官司嗎?」

郭國汀:「在中國,專業律師,哪怕你再專業,沒用。如果你不行賄的話,你不犯罪的話,你不同流合污的話,中國律師的道路會越走越窄,窄到後來就是獨木橋,最後可能掉到河裡面去。所以中國律師心靈是很痛苦的。」

高智晟用法律為弱者維權的道路註定坎坷不平。他所代理的拆遷戶的案子,因為觸及官商勾結的巨大利益集團,無一勝訴。2004年3月,在代理廣州小穀圍藝術村被違法強制拆遷案的過程中,廣東省的各級法院不僅拒絕立案,甚至拒絕按照法定程序接受高智晟律師遞交的任何材料。他向中共的國土資源部與監察部遞交的要求調查這一案件的緊急請求函,同樣得到不可思議的結果。

高智晟:「您知道,我向廣東省政府和國土資源部和監察部提出要求的時候,他們表現出的共同規律是什麼,首先是不接你的材料,經過鬥爭以後,第二個規律是,接下了你的材料,就是不給你出示任何手續,證明收到你材料的手續;第三呢,接下了你的材料以後,不給你任何回復,在法定的期限內不給你任何回復,這是第三個規律;第四個規律呢,他們的這種違法不作為起訴到法院的時候,法院是清一色的不受理。您知道,這個時候公民的力量在哪裡呀?(記者:那您覺得公民的力量在哪裡呀?) 我也在問這個問題呀。我在大聲地問這個問題。」

2004年7月開始,他與朱久虎等律師又介入故鄉榆林的陝北油田案--一個涉及六萬余民間投資者利益的行政訴訟案。

童文薰律師:「事實上陝北的油田,它的油的產量分佈是非常的不平衡,然後油質也不是那麼的好。所以當時公家的投資,要去開油啊,事實上早就已經破產了。做不下去了。它就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廣招全國的英雄好漢來投資。那麼有的人,開油井是失敗的。十個油井開下去,傾家蕩產,把所有的親朋好友的錢通通都抓來了,你只有一個油田是成功的。但是最後這些中共的官員看到的什麼,所有已經成功的油田。於是他就講,我全部要回收,變成國有。我讓你民眾的投資投進來之後,成功的東西,我要把它搶過來。搶過來我說我是要徵收你,事實上遠低於市場的行情,跟他已經投入的這些資產。」

油井被收走以後,很多投資人陷入了巨大的債務之中無法解脫,而那些敢於站出來維護自身權益的投資人,則被公安關押,甚至判刑。不僅如此,投資人委託的律師團成員之一朱久虎律師也被當局羈押,經高智晟多方奔走才得以重獲自由。

郭國汀律師:「中共根本沒有絲毫的法制,為什麼呢?因為立法機構,立法不公,立法本身全是由中共一黨操控的,所以它在法律的源頭上就已經污染了整個法律的河流,所以他不可能公正;第二,沒有獨立的司法。中共的法院,完全操控在中國共產黨一黨手上。法院不獨立,他哪裡來的法制?」

沉重的現實常常讓高智晟悲哀而無奈,甚至生出放棄律師職業的念頭。可是,面對那些在絕望中求助的眼神,他無法被過臉去。

高智晟:「我們初步入這個行業的時候,我們應該說是躊躇滿志,想著能為中國的社會進步,改變中國社會盡一些微薄之力。後來才發現,你樹立這種目標的時候,對你是多麼的危險。也給你招致了許許多多的麻煩。我現在的需要調整在了,我沒有力量改變社會,但是我能偶然的改變一些個體的,身邊的事。所以我只能去這樣做了。」

2004年11月底,北方的中國已經是寒氣襲人。一份來自河北省石家莊市居民黃偉的家人的委託請求擺到了高智晟律師的案前。

童文薰:「黃偉是一個法輪功學員,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中國的一個老百姓。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犯法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送小孩去學校,念幼稚園,在路上,他就被中共抓了,然後莫名其妙被勞教。他沒有做過一件違法的事情,他唯一被迫害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是法輪功學員。」

在代理黃偉被非法勞教案中,高智晟律師發現,所有的法律途徑都被當局堵死,無奈之下,他寫下了這封給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信。希望以制度性的力量來改變這種扭曲的司法現狀。

希望之聲節目主持人:「北京的高智晟高律師,他在上個星期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這個信裡頭這樣寫:一個庭長職位的法官出來說:『你不是共產黨員吧?』她問高律師,她說,『你不是黨員吧,黨代表大會的精神你沒有學過吧?律師不允許接此類案件你知不知道?』就是律師不准接法輪功的案件。她說:『法院是共產黨的,法律也是共產黨定的,現在上邊有規定說不能受理,就是不能受理,你願意找誰就去找誰,願意告誰就告誰。』」

在2004年的時侯,在中國大陸敢公開代理法輪功學員的律師可以說是寥寥無幾。除高智晟律師之外,另一個知名的中國律師就是郭國汀。因為公開為法輪功學員瞿延來和陳光輝辯護,郭國汀律師被剝奪執業資格,遭受警察的嚴密監控和審問,最後被迫流亡海外。

郭國汀:「我代理一共是六個法輪功案件,那其中兩個非常典型,一個是瞿延來,還有一個是陳光輝。瞿延來是被中共判了五年徒刑,因為他搜集網上資料,製作光盤,就是講法輪功真象。那五年徒刑呢,他是秘密逮捕,秘密審判,等到判決生效以後家屬才知道。第二個事例呢,是陳光輝。被判八年,他已經被打成了植物人,在蘇州醫學院的醫院。他的妻子找我代理他的案件,是要求什麼呢?要求保外就醫。那麼我去見他,到醫院去見他,就發現什麼呢?他已經是植物人,居然公安還二十四小時監控。那我呢,當時是採取了一個……就是不是……好像假裝去看別人,然後走到他的旁邊去看他的。在他的身邊只待了兩三分鐘,就被公安給趕出來。這個事實是什麼呢?就是說,對待法輪功的案件,他居然人已經成植物人了,連律師都不讓見。他怕什麼呢?怕把真實的情況說出來。」

高智晟:「今天中國社會是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可以大規模的製造這種殘暴的事件,野蠻的事件的能力,極端的這方面的能量;另一個極端就是,這一類型的事件,越是公開侵犯人權的事件,越是公開殺戮人性和殺戮文明的事件,越不能有任何進入法律程序討論的可能。(記者:作為律師一般……)法律的保護途徑被完全的堵死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其他渠道。這不是我喜好的一種方式。您知道律師選擇法律之外的途徑,對於律師來講,律師內心是很痛苦的。」

2005年對高智晟律師來說是動盪的一年。5月,為了營救因調查陝北油田案而被捕的朱久虎律師,高智晟多方奔走;7月,北京的蔡卓華牧師因為為家庭教會印刷並無償贈送《聖經》而被當局逮捕。高智晟為蔡牧師免費提供法律援助;也是7月,遠在南方的廣東番禹的太石村村民依照《中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提起動議罷免村官,遭當局鎮壓,之後,為太石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學者郭飛雄被捕,高智晟無償為他擔任辯護律師;10月,高智晟赴山東探訪遭當局迫害的法輪功學員,18日將調查結果寫成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

高智晟:「我在山東調查完以後,我對那些被調查的人說,我說,我在你們面前我感覺到了這個人類整個語言來描述他人痛苦的這種現狀的這種局限性。您要是坐在我的跟前去聽他們那種描述的時候,我們現在,我寫的東西啊,根本就無法來反映他們真正遭遇的那種痛苦。」

從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起,高智晟和他的全家就受到了中共當局非比尋常的注意。

高智晟:「從寫公開信的第二天,我們就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脅電話。那個電話裡面告訴我,你高智晟知道的很多真象,我們知道的真象也不少。比方說,你的孩子在哪裡上學,每天坐什麼車。我們就開始保持了警惕。就在二十號早晨天不亮,送孩子上學的時候,我們發現一些異樣的東西。就說有兩位不明身份的人從我家門口一直跟到公共汽車站,然後跟到我孩子去上學。到十一月十五號他們對我的跟蹤就是公開了。而且整日守到我的辦公室和守到我的家門口。」

11月2日,也就是公開信發表之後的第十五天,高智晟的律師事務所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勒令停止執業。11月20日,在華訪問的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專員曼弗雷德‧諾瓦克教授在與高智晟的會面過程中,親身體驗了中共秘密警察的種種手段。

諾瓦克教授:「我們在餐館見面。太不可思議了。那是午餐時間,在一個普通的中國餐館。在我們旁邊的一個桌子上,特務就坐在那裡,拿著一個遠距離麥克風,試圖監控我們的談話。當我看到這個情景時,我就取出我的手機,對著那個人照了一張相,就是那個特務。他和一個女人坐在一起。(結果)他被大大地激怒了。他跳起來,說:『你為什麼照我的相?』但是就在我照相時,他也正在給我們照相。我還有那張照片。所以我記錄下了他給我們拍照的情景。我說,『你為什麼給我們照相?』他勃然大怒,在餐館裡大喊大叫。他向我走過來,說我應該把我的照相機給他,因為他要銷毀底片,等等。然後我說,對不起,我什麼都不會給你,但是請不要打攪我們的會面。可是他還是接著鬧。其他的特務也進來了。最後我們逃離了那個餐館。當我們穿過那個購物中心時,我看到,我不知道周圍的人有多少是特務。」

回到酒店之後,諾瓦克教授再一次領略了中共特務的厲害。

採訪諾瓦克教授:「他們尾隨我們進了我住的旅館。我數了數,最多時有九個特務(跟著我們)……這是一個很困難的經歷,但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體會到了高智晟的勇氣。在餐館裡發生那一幕時,他非常冷靜,他還試圖讓那個特務平靜下來。他是一個極有勇氣的人。(在這樣的情勢下)他還是毫不動搖地向我提供信息,毫不改變。他非常非常坦誠地告訴我他覺得重要的信息,因為我的使命就是調查在中國的酷刑狀況。」

與北京的肅殺氣氛相反的,是高智晟的公開信在社會上引起的強烈反響。各地被迫害的法輪功信仰者,紛紛發出讓他去他們所在的地區瞭解真相的請求。11月29日,高智晟和他的朋友,北大教授焦國標一起,成功擺脫便衣的跟蹤,遠赴山東、遼寧,和吉林三省,進行了為期17天的關於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的真相調查。12月12日,在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吉林省長春市,高智晟再次寫公開信給胡錦濤和溫家寶。

高智晟:「正如我在公開信中提到的那樣,對我的個人心靈,靈魂震撼最大的就是,我們政府針對我們女性同胞的生殖器進行下流攻擊的這些不道德行為,以及對男性性生殖器攻擊的這些行為。這是我沒有想像到的。就說他們針對女性性生殖器的這種攻擊和對男性性生殖器的這種攻擊,程序性的攻擊,和完全規律性的這種攻擊,這樣的不道德和下流,一直在我心理當中對我衝擊非常大。這是那些穿著制服,頭頂著國徽的人幹的。」

高智晟在公開信中呼籲:「胡、溫及全體中國同胞,是到了我們民族成員全體必須反思的時候啦!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為了心靈中的信仰,會在有政府的和平時期經歷著如此規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慘烈的災難。這種仍在繼續著的和平的今天的災難,使數以千計的無辜同胞喪失了寶貴的生命,數以十萬計的人民被剝奪了自由……還使的一億多的法輪功信仰者,一億多個家庭的數億人遭受了傳訊和恐嚇,剝奪就業資格、工作機會、收入,被搶劫財產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質的迫害和打壓,這是多麼的愚蠢、危險和不道德的惡舉。這是在持續地與全體中國人民、與人性文明及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為敵啊!這個制度怎麼會需要這樣的價值呢!我們還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條件拒絕反思呢?」

在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高智晟在美國大紀元時報上刊發聲明,表示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

高智晟:「您知道,是這次的調查和那些走下老虎凳的人的一起共同生活,是他們,實際上是他們的精神,幫助我擺脫了這種精神羈絆。也就是說,我們感覺到,我們民族處於一種極度危險的時候,那麼我個人為了保住一個律師資格,為保住我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而不去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這是我的羞辱。所以我最終選擇了退出這個殺人的集團。」

法輪功問題和退黨,是中共最敏感的神經。高智晟勇敢的正義之舉招致了中共更嚴密的監控和威脅。他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動盪之中。

2006年1月6日,北京,胡佳拍攝的高智晟被跟蹤的鏡頭:

(胡佳)上海大眾,沒有牌照的。

(高智晟)他們跑掉了。

(郭飛雄)你說這輛啊?

(胡佳)這個也是;

(高智晟)這個也是的,這個也是的。

(高智晟)這個,就這個!

(胡佳)看到了,看到了。

(高智晟)胡佳攝就行了,胡佳把車號攝上。

(胡佳)他沒有帶車號,他是一個沒牌車。

(胡佳)他閃著這個,他閃著大燈,不讓你看得見。

(高智晟)這個,這個都是的,看到了嗎?

(胡佳)看到了,看到了。

(高智晟)兩個都是沒有牌照的。

2006年 1月17日夜間,高智晟在開車回家的路上,前面一輛車牌被報紙遮蓋的汽車在空曠的公路上突然急剎車,眼看就要撞上了,高智晟跳起來拼命踩住了剎車。他下車查看前面車的車號,不料對方猛然啟動車,直接向他撞去。高智晟情急之下跳入路旁花園,躲過一劫。這輛車逃離時,露出了京EB8233的車牌號,正是曾經跟蹤高律師的國安汽車之一。

高智晟:「很多朋友都告訴我,中共要抓你。我就告訴他,當你把幹掉你或把你抓起來當作是危險的時候,我們每時都處在危險之中。」

(上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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