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時代】通往天安門的旅程(上)

(新唐人電視台《傳奇時代》節目)這裡是當代中國的聚焦之處,從對於紅色領袖的狂熱崇拜,到坦克碾過、槍聲響起,到表達心願的民眾被毆打、抓捕。

這裡是一切大戲上演的舞臺,2001年的11月20日,一個晴朗的冬日的下午,一群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西方人在這裡相聚,帶著鮮花與微笑,他們的笑聲感染了周圍的人,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間。

他們是誰?

為何在天安門廣場相聚?

而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怎樣的命運?

「傳奇時代」-《通往天安門的旅程》將帶您經歷這場曾震動世界的事件,並走進這個事件的主人翁們,他們的人生。

美國電視新聞現場聲:中國軍隊繼續調集坦克和士兵進京。美國大使館呼籲所有美國公民儘快離開中國首都。

喬爾•契普卡,(加拿大)地產經紀人:我在溫哥華機場轉機。我的朋友澤農比我早一個航班到達。我們特意錯開行程,因為不希望任何人跟蹤我們,特別是多倫多中領館的人。

澤農•多爾尼基,(加拿大)健身教練:他走到我身邊,穿著一件印著很大的加拿大國旗的襯衫。他指著襯衫,好像在說「去買一件!」因為我甚麼都沒有。可是我不想動,甚麼也不想做,只想呆在那兒,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旁白)2001年的11月15日,喬爾和澤農分別踏上了他們飛往北京的航班。對他們來說,這是一趟前途莫測的旅程。

喬爾•契普卡: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因為我要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我看看澤農,他面色蒼白,他很害怕,你可以看出他很害怕。

澤農•多爾尼基:這是真的,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是要去一個正在攻擊和殺戮我的信仰的專制國家。我在媒體上向全世界說,他們是殺人犯。對吧?他們可不喜歡我!

喬爾•契普卡:他們隨時面臨著迫害,不論是工作的地方,還是學校,都是這樣。在社會上,他們被誹謗、被污蔑。如果他們尋求法律的保護,連律師都會被迫害。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去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清白。所以他們去天安門請願。作為西方人,我們必須支持他們。

(旁白)和加拿大的喬爾和澤農一樣,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加拿大青年喬爾和澤農,以及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公司總裁:有一天在公園煉功,就是站在那煉樁法,就覺得,哎呀,我想去中國。因為他們自己(中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都是去天安門,那我們能不能也自己去一趟。

(旁白)彼得出生於在前東德的一個小山村。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他搬到了法蘭克福,那年他18歲。從小,他就練習摔跤,不過,東方的武術和文化是他更嚮往的東西。後來,他接觸到法輪功。他發現,這個看起來柔和緩慢的功法讓他精力充沛,而且以前因為摔跤而積累的傷痛也完全消失了。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本身就有好幾個人想去,ㄧ旦決定去了之後也是跟其它歐洲的國家的人說了,你要不要去,我們就是訂個機票,然後我們在天安門,就是坐還是站,我們沒有甚麼計劃,也沒有甚麼想好的一個辦法。但是,就是去了就去了,就有ㄧ些人就說,OK,我們就去吧。

碧若•斯文森,(瑞典)護士:有人從德國給我打電話,是我的一個朋友。她說:「碧若,我們要去天安門廣場,你想去嗎?」我對她說:「好啊!看來時候到了。我一直在等著呢。我當然要去!」

(旁白)瑞典的碧若兩年前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在迫害開始之前,中國是她感覺溫暖得像家一樣的地方。從1995年起,她和她的朋友們每年的聖誕節假期,都會在中國度過,和那裡的法輪功學員歡聚,一起在戶外煉功,並交流修煉的心得。可是,鎮壓開始之後,碧若就失去了和中國朋友的一切聯繫。碧若的朋友安妮也多次前往中國,並親身參與了1999年10月28日,中國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在北京舉辦的國際記者招待會。

安妮•何克薩拉,(瑞典)中文系學生:我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一個叫丁延的女孩向在場的外國媒體講了她如何被迫害,怎麼被上刑的經歷。他們還展示了法輪功的煉功動作。一個小孩,我記得,一個小男孩和他的父母在那裡。他告訴我他不能上學了。因為修煉法輪功他被學校開除了。他看起來10歲,大約9歲或10歲的樣子。我覺得他們非常勇敢,因為他們非常瞭解當時的形勢,和這樣做的風險。

中國法輪功學員蔣朝暉:其實我們所求的並不多,我們只是想要一個安定的修煉的環境。

(旁白)安妮在這次新聞發佈會上結識的法輪功朋友中,絕大多數後來被判刑或勞教。其中,丁延在承德監獄,被反覆酷刑折磨之後失去了生命。而與安妮在記者會同做翻譯的蔡銘陶也被迫害致死。對安妮而言,去天安門請願是一個自然的決定。

安妮•何克薩拉:對我而言,這非常重要。我要為中國人吶喊。過去,這只是一個想法,現在,我終於可以做點甚麼,來實現這個心願。

凱特•芙麗西卡,(澳洲)音樂家:我第一次聽說去中國這件事,是從我的朋友莫娜那裡。一天她走過來問我,「你想去中國嗎?」我說:「好啊!」那時我沒有任何一點猶豫。我根本不需要去想是去還是不去,因為我總是在尋找任何可能的途徑來讓人們瞭解這場迫害,幫助這些無辜的人,停止這場殺戮。

凱•魯貝希克,(澳洲)藝術家:我第一次得知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是從陳子秀的案例,她是位老人。她遭受酷刑,並被活活打死。本來這場迫害已經是讓人無法理解了,現在又有人被殺害,而且是因為修煉法輪功,這個我在澳洲可以自由練習的功法。我哭了。當我讀到她的遭遇時,我哭了。這太令人難過了。

(旁白)遠在澳洲的凱和凱特也打算去天安門請願。這將是她們第一次去中國。如果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中國對她們而言不過是一個遙遠、以及和她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凱特在澳洲的一個小鎮長大,鎮上只有一戶中國人家,而當地的人對他們並不友好。當凱特十幾歲,深陷毒品和酒精不能自拔的時候,她沒想到,是來自中國的法輪功讓她擺脫了惡習。她的朋友凱則是在尋求治癒病痛的打坐方法的時候,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免費教授法輪功的訊息。

凱•魯貝希克:不論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我都有很大收穫,而且我和其他人的關係,包括家人和朋友,都變得更加融洽。如果有人讓我放棄法輪功,我會嗎?我不會放棄的。所以我能理解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為甚麼也不會放棄,為甚麼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請願。有機會我也要去天安門廣場請願,這是我能做的。

海蓮娜•唐,(法國)雜誌社銷售經理:我更多的是想到中國的老百姓,他們被政府欺騙,以為我們是不好的。這太不公平了。我想告訴他們,讓他們看到,我們是西方人,我們來自這麼多國家,我們也煉法輪功。你們知道嗎?我想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

莫妮卡•維斯,(德國)電影剪輯師:我做電影剪輯師已經很多年了,採訪過很多猶太人,他們會談到納粹時期的經歷。我非常地瞭解,媒體常常會被用來操縱人們的思想,而中國政府就是這樣壓制它的人民。

海蓮娜•唐: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都生活在那麼困難的環境裡。我怕甚麼呢?我只是去那裡旅行一次,所以沒甚麼好怕的。即使會發生甚麼,我也不去想它。

(旁白)瑞典的麗蓮對於這次行動的危險性有著不同的判斷。

麗蓮•斯達芙,(瑞典)圖象設計師:這件事我曾反覆考慮,因為這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

(旁白)一年前,麗蓮曾訪問北京。那時,她常常去天安門,親眼見過警察如何推倒請願的法輪功學員,如何毆打他們,並將他們抓走。

麗蓮•斯達芙: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有一次我在那裡,親眼看到警察抓捕和毆打一名女學員。那裡有隔離用的圍欄,一個警察把她推到那裡,猛烈的多次撞擊她,就像這個樣子,直到她倒在地上。我覺得她被打壞了。這太可怕了。後來我回到英國,瞭解到,就在那一天,一個女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了。我感覺就是我看到的那個。這太可怕了。他們就像野獸,沒有人性。

亞當•萊寧,(美國)公司總裁:那時去中國的決定,是我曾做出的最重大的決定。我知道,每個人都有困難要克服。我應該告訴父母嗎?如果被抓了怎麼辦?我的工作和學習怎麼辦?我所知道的每個人都在思考。我也有困難。那時我經濟緊張,不得不賣掉一些財產,包括我的一個薩克斯風,來籌措去中國的資費。

(旁白)理善出生於以色列,長大後在美國洛杉磯的一間大學學習中文。在他下決心前往中國之前,他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

達芙•娜雷米,(以色列)新聞系教授,林理善的母親:我看到修煉法輪功對他的健康很有益處,也看到他變得更平和,這些對他都有好處。可是,我們沒有想到他會去中國。我嚇壞了,而且非常擔心。我告訴他,如果他們構陷你怎麼辦?比如把毒品塞在你的包裡,他們可以給你扣上任何罪名,把你投入勞教所,那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你了。我心裡有深深的恐懼,擔心有甚麼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

林理善,(美國-以色列)神韻藝術團節目主持:跟他們掛電話以後去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心裡是那種,莫名奇妙的能感覺ㄧ個母親失去她的兒子的滋味兒。我不知道為甚麼,但是我很明確就是那個感覺,非常痛!然後我就寫一封信給我父母,然後我跟他們說,我從小,你們從小教養的時候,就是跟我講ㄧ些人權的故事,跟我講馬丁路德金,跟我講甘地,跟我講這些非暴力者他們的忍耐力和他們捨棄的東西。那我不是馬丁路德金,我也不是甘地,但是那些歷史人物,如果他們因為他們父母的怕,不做他們歷史上應該做的一切,那我們這個世界會是甚麼樣的世界?然後我就發了這個信給他們,然後就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我起來,我心裡有很明確的一個感覺,我知道我父母給我回答,而且我知道那個回答是很正面的。我就打開了我的信箱,果然有他們的email,就寫了一句話:「我們瞭解,我們支持你。」

(旁白)在前往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中,有公司總裁、原子能工程師、醫生、技術顧問、家庭主婦和大學生。他們的計劃是,在2001年11月20日下午兩點,集中在天安門廣場旗桿前面的空地上,盤腿打坐,並打開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

亞當•萊寧:我們到達了北京機場,有機會看到了一點北京的街景。到了旅館,那時候,北京只有少數旅館可以接待外國人。而且,酒店的電梯上,大堂裡都有警察,我們時時都被監視,所以我們非常小心。我們來到房間,拉上窗簾,關上燈,壓低聲音交談。我們非常小心,因為要保證能有機會達成我們的請願計劃。

彼得•里克納格:我們就必須得做到最後一步,能做下來,即使誰被抓起來了,別人還得去,繼續下去。

亞當•萊寧:在行動開始前我們有一個會議,一些參與協調和計劃的人,一起討論在廣場上可能發生的情況。

喬爾•契普卡:在這次的計劃中,我的角色是拍攝,秘密地拍下整個事件。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得搞清楚如何做,因為廣場上到處是警察。如果我拿著攝像機站在那裡,是一定會被抓的。我的背包有肩帶,帶子裡有海綿。如果把海綿拿出來,我就可以放入一個小小的針孔攝像機。我把它縫在裡面,在那上面剪了一個洞,這樣鏡頭就可以露出來。資料線就經過肩帶隱蔽地連到背包裡的攝像機上。我花了四天的時間來掌握如何使用這個攝像裝置。

林理善:因為有這幾天的時間,我們擔心他們,如果我們啥都不做,一直在酒店,他們會有些想法,如果監控我們,會覺得這些人在幹嘛?所以我們就跟其他的來旅遊的人一樣,去故宮、去長城、去十三陵,然後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一兩次。然後過程中有去了一個做玉的戒指的和其它一些……就這麼一個玉廠,然後去那邊,我買了一個戒指給我女朋友。說如果我這一次能回去,我就跟她訂婚。

凱•魯貝希克:去天安門廣場前,我們在一個餐館裡吃了幾次飯。去請願的前一天晚上,我們最後一次去了那裡。一起的有凱特、澳洲的克里斯,和美國的約翰。在那裡我們和一個服務生成了朋友。我們用英文和一點點中文聊天說笑,非常開心。我們離開時,想告訴他我們為甚麼要來北京,因為我們以後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凱特和我做了一些小卡片,卡片上面寫著三個字:真、善、忍,我們是用中文寫上去的。我們在門廳裡將卡片遞給了他,立刻就看到他的臉從一個大大的微笑變成了恐慌、害怕。他握著卡片的手在顫抖。他抬頭看看我們四個高大的西方人,然後低頭看看卡片,再看看我們,又看看卡片。我們對他說,法輪大法是好的,中國政府說的不對。過了好一會他才緩過來。他的臉漸漸放鬆下來。他最後接受了卡片,把她放在貼身的襯衣口袋裡。他的臉上又有了笑容。這讓我看到了中共的宣傳是多麼的可怕。這麼好的三個字:真、善、忍,居然會讓中國人這麼害怕。當我們越走越遠時,他還在向我們微笑、招手,直到我們轉過街口。我想,那可能對他影響很深,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澤農•多爾尼基:我來到長城,來掛出我的條幅。在我的心裡,長城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方,因為,中國各地的人都會來到這裡,他們就會看到我的條幅。昨天晚上我在旅館房間裡做好了她。這不是一件輕鬆的活,但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國的人們看到她時,我希望他們的心能被感動,希望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條幅很粗糙,儘管她是有點。這是我的條幅。

喬爾•契普卡(2001年11月20日,在北京的旅館中):現在是12點半,我就要去天安門廣場了。澤農已經走了。在我離開之前,我想在這裡說出我的心裡話。澤農昨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拍照,他遇到了兩個學藝術的學生,兩個女孩。她們和他交談,並邀請他去欣賞一些畫作。她們展示了一些畫,並告訴澤農,這畫之所以美,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純真,代表了力量。澤農告訴我,他實在忍不住,就告訴了她們有關法輪功的事情。我今天到天安門廣場,就是為了這樣的人,這些在內心中還相信真誠,還相信善良的人。我們需要做點甚麼,來喚醒他們的心。就是為了他們,我走上天安門廣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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