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14日訊】世事關心(108)：中國不高興了？（上）國家和民族是什麼關係？形式上的愛國就是愛民族嗎？（主持）：陽春三月，正是江城武漢春光燦爛、風景怡人的時節，每年這個時候，武漢大學校園內的櫻花園都會遊人如織。可是2009年春天武大的櫻花園卻發生了一件雖然渺小、卻非比尋常的事，在全國、甚至海外華人之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2009年3月21日下午，一對母女在武漢大學櫻園內穿和服拍照，竟然引來眾多學子圍觀聲討，一部分圍觀者情緒激昂，竟然高呼“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滾出去！”，這對母女在罵聲中不得已離開。事件一經報導，引起民眾的廣泛關註，根據大陸一家門戶網站“騰訊網”的調查顯示，約五成網友表示應抵制和服，支持轟趕行為，四成網友則表示沒必要抵制，應理性看待。如此引起群眾性討論、參與者眾多，且兩極分化、正反雙方勢均力敵的現象近年來為大陸所罕見。而幾乎就在與此同時，2009年3月1日“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一本名為“中國不高興”的新書，居然在上市一個月內銷售量達60萬冊，並引發社會討論。該書的目錄充斥著令為之人側目的驚人之語，諸如“西方的‘天鵝絨’試探中國的‘鐵手套’；“中國要‘持劍經商’”；“美國是‘老黃瓜刷綠漆’”；“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中國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拷問西方為什麽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對法國等所謂不友好國家進行‘懲罰外交’”等等。並且對錢鐘書、王小波、余世存等近現代中國的所謂文化精英進行尖刻的批判。該書一經面世，即引起強烈爭議。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中也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對之聲。美國《時代周刊》在3月20日的報道說：《中國不高興》是繼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以後又一部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民族主義書籍。主持人：近十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使一部人中國人感到，中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需要更強的發言權，一雪過去百年來的弱勢形象；甚至是報仇雪恨，快意恩仇。以上兩件事只不過是體現這一心理的兩個案例而已。網絡的普及，給了一般人比較大的發言空間，也讓他們有了宣泄情緒的地方。所以網絡論壇、聊天室成了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情緒衍生的一個特定場所，“憤青”這個詞就是在這裏產生的，“憤青”是指情緒激烈的“憤怒青年”，“憤青”現象已成為研究當代中國輿論和社會心理時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而〈中國不高興〉正是這種意識從草根階層上升到知識階層的一個表現。一部分知識分子試圖進行總結，做一個集中的表述。對於近年來民族主義意識的擡頭，有人拍手叫好，認為是“民氣可用”，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征兆。也有人認為激烈的言辭、攻擊性的和不計後果的態度體現出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很容易引起民族間的對立和國與國之間的沖突，於國於民有害無利。那讓我們在接下來的節目中，平心靜氣地、理性的研究一下這個現象，並且分析它形成的原因，探討它造成的現實影響和帶來的可能的後果。（嘉賓畫面）胡平第一段，關於什麽是民族主義。文昭：我的看法是，民族情緒不是民族主義；民族意識也不等同於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是凡稱其為主義，就是有思想、有理論，就超出一般情緒的渲瀉的層次。民族主義是一個群體看待自身、以及與他人關系的一套完整的觀點；在關鍵時刻它能起到凝聚人心、救亡圖存的作用。一個主義需要體現為行動計劃和實施步驟。在20世紀那場關乎我們民族生存的抗日衛國戰爭中，民族主義集中體現為維護中華民族生存和延續的核心利益。它必然體現為選取擇與誰為盟的外交策略； 如何集中有限資源的經濟策略；如何處理內部矛盾的內政策略；如何在戰場上對抗日寇的戰爭策略，等等。所以這一切主張和行動計劃都統一在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主持人）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表達民族情緒的大規模活動頻繁，從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引發的抗議浪潮、到因為釣魚島問題引發的反日風波；從奧運火炬傳遞帶來的“紅海洋”到因為圓明園銅獸首拍賣引發的“狙擊嘉士得”；從2008年西藏拉薩“3-14事件”引發的對西方媒體的強烈抵制，到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沖突事件引發的漢、維兩族關系緊張，一幕幕群情激奮的場面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也出現在了全球各大媒體的顯要位置，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也許類似的事件今後還會發生。和上個世紀60-70年代直接由政府操辦的所謂反對“美帝蘇修”的大規模集會相比呢，90年代後的這些集會似乎更多了一些“自發”的性質，這個現象引發了很多人的思考。（胡平）：現代“民族主義”的投機取巧。（文昭）：民族情緒作為一種群體心理是可以被影響、被塑造的，傳媒在這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主義，一種理性的自覺、甚至體現為理性的行動計劃，則不容易成熟。它需要開放自由的思想氛圍、需要對什麽是“民族利益”的爭論與質疑、需要全民特別是知識界的參與、傳媒在其中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去年拉薩3-14事件後，海外的大陸留學生與海外藏人在對峙中，喊出的口號竟是“你們不知道真相”。如果這些來自於西藏的人，或有親友直接在西藏的人並不知道真相，那麽這些從來沒去過西藏的留學生又是如何自信掌握了“真相”呢？顯然是他們依賴於某一個傳媒，並且對這個渠道來的信息不加質疑。所以一個社會的信息渠道越多樣化，其民眾越有可能是理性的，因為對信息的衡量取舍必然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它的民族主義越可能是成熟的。遺憾的是，中國目前基本處於有民族情緒，而無民族主義的階段。主要原因是政權是封閉的系統，在國策的制訂上，當權者從本心來講，只想從自己的考慮出發，不願意受到輿論的左右。所以特別註意管制傳媒，民族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卻不能真正形成“主義”，如果形成了“主義”，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和行動綱領，與當權者的利益不符合，還要受到壓制。（旁白）中國古人向來推崇“老成謀國”、鄙棄“清談誤國”。所謂“清談”的“清”，不是清閑或清靜的“清”，而是指自視清高的“清”。所謂清談者，未必身體力行，卻論調甚高；未必親身承擔後果，卻言辭激切，所談論的內容多為國家、民族利益一類的大問題，所推崇的又多為鬥爭、對抗、決裂等一類的激烈手段。人們希望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老成”的，而不是“清談”的；希望它達到的實際效果是“謀國”，而不是“誤國”。那麽“謀國”和“誤國”之間的分水嶺何在，民族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是否存在著陷阱呢？（胡平）：民族主義的兩個陷阱（旁白）：“民族利益”是一個經常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詞匯，它作為一種集體的價值，總是要求人們的服從與奉獻。而“民族根本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則具有不可質疑的權威。然而什麽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們在google上用“民族根本利益”為關鍵詞搜索，卻得到了多種不同的解釋。有的說維護領土完整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有的說經濟發展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有的說團結穩定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更有說選擇某一種制度或某一政黨體現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對於如此重要、但又莫衷一是的“民族利益”，我們應當作何理解呢？（胡平）：作為一個人人享有的民族利益其實並不存在。（文昭）：實際生活中的民族利益常常是某一些人的利益。所謂根本利益，就得是被人人所享有，並且超越某一個具體時期的。那麽能稱得上民族根本利益我認為只有民族的生存和延續。既指這個民族血統上的生存和延續、更重要指文化傳承和民族記憶上的延續。經濟發展如果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為民族的生存延續造成不可挽回的負面損失，當然就不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某一制度或政黨不管是不是人民主動選擇的，如果它實際造成了民族文化遺產的破壞、文明傳承的中斷、民族記憶的遺失，也都是影響到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續，當然就不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了。（主持人）：在今天中國大陸的語言環境中，“民族”與“國家”常常被等量齊觀，所謂“國家利益”也常常是以“民族利益”的面貌出現，它可以具體到指政治的穩定，也可以具體到指政府的形象和權威，在大陸的語言環境中這些好像都是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情。因此呢，民族情緒的種種表現也很自然地就被當成了“愛國”的行動；而那些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呢也被冠以了“愛國憤青”的頭銜。那麽“民族”和“國家”是什麽關系呢？形式上的“愛國”是否就等同於愛民族呢？（文昭）：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裏，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可以互通。特別是在中國這樣漢民族占絕對主體、漢語言文化處於絕對優勢的國家。但在另一些多民族國家就更復雜些，像北美、澳洲。應該說這樣的國家中國家利益是各民族利益的交集。但正像“民族利益”在實際常常是某一些人的利益而不是涵蓋了所有人；所謂“國家利益”也可以實際上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較小的一部分。因為教育上的缺失、或者由於政治原因的有意回避，其實我們的國民並沒有清晰的國家概念。所謂的“愛國”就常常情緒色彩多於理性的考量。共產主義學說對國家有一個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這個定義來源於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是暴力的工具，所以愛國就成了愛暴力或愛工具，變得極其荒謬，常識健全的人都不可以接受。雖說這是一個政治學上的定義，但政治學上的解釋也得符合一般的倫理、要合情合理才可能被人接受。而這個說辭現在還作為共產黨的經典理論不容置疑， 所以共產黨自己心裏所理解的“國家”，即一個暴力機器；和它所要求人們去愛的那個“國家”，就產生了一個不可調和的悖論。首先，人性決定了人們不可能真正去愛暴力、愛機器；但另一方面，共產黨的教育和宣傳系統又決不可能說這個暴力機器的“國家”和要人們去愛的“國家”不是一回事。最後，所有的觀念被擾在了一起。在行動上的表現就是非常的情緒化，缺少理性的原則做指導。（旁白）盡管對於什麽是“民族主義”，在學術界存在著多種定義，但在歐洲的歷史上大家比較公認的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民族運動”只是近代的產物。起自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晚於民主思想的啟蒙時期。“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民族是國家存續的唯一合法基礎”，在實踐上表現為要求各民族有權自我決定是否建國。因此，歐洲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是與反對封建帝國專制的民主運動分不開的。19世紀初拿破侖帝國的瓦解，推動了一系列民族國家的誕生，包括統一意大利和德國。而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瓦解了歐洲的老牌帝國，深化了這一趨勢，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國際格局。而日之中國的情形卻大有不同，民族主義反而成為抵抗“西方民主”的一件思想武器。（胡平）：民主和專制的對立被偷換成中國與西方的對立。主持人最後畫面：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並且是世界上文化傳承延續性最好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華夏族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思想。那麽，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民族主義”是否也以某種形式存在著呢？它實際上發揮了什麽作用？對今天的社會又有什麽借鑒作用呢？世事關心，下次繼續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