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語人生】起訴江澤民第一人-千萬富翁朱柯明的故事(上)

【新唐人2008年5月4日】 【細語人生】(161) 起訴江澤民第一人-千萬富翁朱柯明的故事(上):人生不平凡,得起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宇欣。我們今天,我們要向您介紹的是一位曾是大陸的企業家,香港的千萬富翁朱柯明先生的故事。

旁白:朱柯明,喜歡穿白衫配吊帶褲,高高大大的北方男子,威武中透著斯文。他爽朗的笑聲、敏捷的思維、自信的神情很容易感染周圍的人。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1957年生於北京。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畢業,1992年移民香港。他愛好哲學藝術,畫過油畫、國畫,設計過大陸的一流園林別墅,後來成為擁有近百員工、家資千萬的成功企業家。可是你可曾想過他就是起訴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第一人。

觀眾朋友也許要問,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家資千萬的富翁、藝術家,為什麼要起訴江澤民呢﹖這個問題,朱柯明他說;他已經答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我們就聽一聽朱柯明先生細說他的人生和心路歷程吧。

朱柯明:我是從香港回到大陸以後才辦企業,那時候我是國家幹部,在一個國家的外貿公司裏邊當職員,瞭解中國社會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沒有甚麼家財萬貫的,都是國家的人,掙的工資也都有限。

世界都是開放的,中國自己是封閉的,但大家都在注意中國的市場,大家都在打中國市場的主意,我想我在中國土生土長我在北京長大,我瞭解中國社會我瞭解中國人,我想不如自己回去辦企業可能來的更快,但沒有資金,家裏沒有甚麼存款,中國正規的家庭不是貪官的家庭他沒有這麼多的資金去辦一個企業,那要幾十萬上百萬資金,是我過去在單位裏的信用,湊的錢辦企業。註冊資金是幾十萬,實際上運轉資金不止,是的一百多萬,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起的家,然後我又陸陸續續把錢還給人家。開始時我挺喜歡傢俱的,覺得中國改革開放,現在都換新房子,傢俱可能很好,我又喜歡設計,做世界一流的傢俱,辦公室設備,都是系列的,有包裝,很嚴格的,做得也不錯。

自己在做裝飾公司之餘研究尾氣,沒多長時間我研究出來了,是物理性的,當時也講究北京要綠色要環保,而且也說以後要奧運如何如何。都覺得這很好的,而且當時申請專利的時候,國家專利局的處長也都很激動說,哎呀,這是對國家很有利的一個東西,那個時候一算帳,這個專利如果實現的話,每年的資金盈利是億萬元為計數,多少億萬人民幣為計數,很好的,正在活動,正在開發當中,成品都已經有了,正在推廣當中,這不就被抓了嗎?

被捕以後這些東西要說損失的話,就不止是千萬,絕對絕對不止是千萬。我有兩個專利,一個是吸鼻通,給兒童的。我就發明這個又能止癢,又能把裏面黏的液體、不乾淨的東西都給吸出來。達到這麼一個目的,研究出來了,已經做出模具了,經山西的一個軍隊企業,我做出模具了,準備批量生產了,那一個我想我能賺二十塊錢不成問題,纖維橡膠,那也是每年幾千萬的收入,也都沒有了,共產黨一抓我都沒有了,搞機動車尾氣那個,正在推廣也沒有了,每年億萬元的這個也沒有了,那是很有前景的,汽車防撞報警也沒有了,測注水肉,還有其他的,我有很多想法。

段巍:我做醫生,尤其是在東南亞比較多,以前剛開始在歐美,後來在東南亞接觸一些高官。我很喜歡木製傢俱,看到國外往歐洲走的木製傢俱非常好,我就進口了很多,中間有些傢俱運到中國以後嗑碰了需要加工,正好朱柯明有工廠,有企業正好也是做傢俱的,所以我就跟他接觸到,我也是在尋找人,國內現在跟外邊不一樣,外邊的人沒有像國內這麼複雜,所以你要把這些東西交給一個人的話,必須牢靠,我接觸他之後,這小夥子不像的那些吃喝嫖賭娼的那些人,比較有腦子,不像其他人一看就不能接觸,一接觸還行,事業企業都做的不錯,我想學法輪功都是好人,他要能學法輪功肯定不會坑矇拐騙。所以我講,好了,你要想跟我合作,你最好能夠學法輪功。

朱柯明:我做事情不是要做成我們家的個體戶,我那時候企業辦得也可以,我說這不是中國大鍋飯,也不是個體戶也不是夫妻店,它就是一個企業,你要對你的良心負責,你要對你的產品負責。他們每次發工資會說謝謝老闆,我說不是我當老闆發給你工資,是你用心把產品做好,得到社會的承認,有顧客買這東西了,把錢反饋回來,是顧客承認你的工作,他發給你的工資,不是我發給你的,你一定要對得起你的良心去做事情。

我有很多朋友,過去的同事都辦了很大的企業,有集團公司的經理,平時和他們也有接觸,我後來發現掙錢也不行,掙那麼多錢幹甚麼呢?我看這些人的生活,搞小老婆,玩女人,而且自己在酒樓飯店沒有人樣的地方消費,甚麼所為的卡啦ok,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旁白﹕錢有了,名有了,難道就像這些人一樣醉生夢死,就是最後的目的了嗎?朱柯明的內心深處充滿了迷茫和惆悵。

朱柯明:九八年以前我基本上是無神論者,也是甚麼都不信的,過去我也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信仰,比如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還有道教,因為在中國文化也有這些東西,在國外文化裏面也能瞭解到這些東西,我都瞭解但是我都沒有信過。

段巍:我說最好你能看看這本《法輪功》,看了《法輪功》以後,三天,他突然間夜裏頭打電話來,哎呀,這本書神了,冒金光!冒金光!

朱柯明:首先從我個人這裏講,我從法輪功受益了,我從過去一個不知道人生目標的人,我從過去一個抽煙喝酒無度的人,我明白了甚麼叫正信,我通過學法輪功我自己的身體變好了,而且我也知道人為甚麼活著了,甚麼叫真正的正信,而且我的家人也受益了,比如我母親,他生我們六個小孩,我是老三,她渾身的病,類風濕,每年都感冒一次,一感冒就發燒,一發燒就轉成肺炎,就打點滴,她通過學法輪功以後,沒有得過病,脾氣也變了很多。而且我瞭解很多學法輪功的,我認識的朋友,很多學法輪功的,很多都是企業大老闆,因為都是在這個圈裏面的朋友,還有我過去的老領導,他們學了法輪功以後全都轉變,而且這種轉變不是政府人為強制的,法律強制的,人看不到他還要做壞事那種形式,不是,他是真正的主動從內心改變自己,做好人,給國家社會帶來了很大好處,每年中國這一億多人,或者共產黨不反對的話更多的人學法輪功,會給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帶來多大的好處,能夠節省多少醫療費,這是很大的。

主持人:正如朱柯明先生自己所說,他博覽群書,上下求索。他修煉了法輪功以後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義,朱柯明按照「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作一個真正的好人。很快手下的員工發現老闆改變了。原來脾氣暴躁,罵人不留情面,現在變的寬容起來了。朱柯明還買了好多的法輪功的書籍,讓公司的員工以及家裏的親人也開始學煉法輪功。

朱柯明:1999年720以後,我們開始很驚訝,當時我就哭了,我和段巍和王杰一起看新聞,當時我們就哭了,我覺得這個國家怎麼會這樣那?這個政府怎麼會這樣那?這麼好的功法,我這麼好的師父,為這麼多人的某了這麼大的福利,為這麼多人帶來這麼大的益處,還有福份,你怎麼能夠說他不好?這麼好的功法,你怎麼能去說他是邪的呢?!我當時就哭了。

段巍:我們三個人去公園看,到處都開始已經有些警察了。

朱柯明:當時還拿他當國家主席,寫的是拿江澤民當國家主席給去的信,最開始去了四封信,讓全國人大轉交,讓政協轉交……,直接寄給江澤民這四封信。沒有消息,我們認為它這個國家好像是民主了,那個時候認為中國改變了很多,還是沒想到控告他。後來我們就想,既然給江澤民去信不管用,那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向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協,給這兩個機關去信。那時候寄就不是幾封了,一下就是上百封的給他們寄,而且那個時候信的名字叫,致全國人大政協委員公開信,寫得也很厚。寫完信以後,我們手寫的位址郵政編碼,都是幾百封幾百封的寄。寄完以後,鎮壓法輪功的情況在社會上還是沒有見到改善,而且還變本加厲。

去到中央上訪的人,挨打挨關挨扣,還有老人被強制趕出住房,斷水斷電,越來越厲害。我們發現不行了以後,我們又給其他政府部門去信,比如各大部委,後來又給各大新聞媒體去信,還有給公安部門去信,後來又給世界各地去信,去了很多信,無數封,開始時是幾百封幾百封的寄,開始貼郵票,後來買了信封就印了郵票那樣的信,大批大批的寄,寄完以後還不管用,我們告訴人大政協了,告訴世界各地了,告訴國家政府機關了,告訴新聞媒體了,告訴所有的老百姓了,這個現狀還沒有改變,最後我們想沒有辦法了,但也要跟政府講真相。

想到法律程式,開始我寫了一個起訴書,控告政府,起訴書也寫得很長,但是沒有法律條文的規矩格式,就是按照自己想像寫的,純粹在講道理、很厚,準備拿出去的時候,其他的也學法輪功的講,這樣不行吧?不符合法律程式,而且法院可能不受理,必須得正式的法律檔,法院才能受理。

我也覺得挺神奇,我本身不是學法律,我是學藝術的,我是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畢業的,我是學藝術的。但當時那種環境我覺得很緊迫,如果不把法輪功這個邪教問題及時糾正過來的話,每天每刻每時都有人在遭受迫害,而且對國家政府對百姓都不利,所以說想儘快解決這個問題,心情是這樣的。但是想起法律程式又不懂法律怎麼辦?我們就從技術做起,我們就開車到北京最大的西山圖書大廈,選擇各種法律書,法律文本,法律彙編,還有起訴申訴的各種寫法,我們買了一大堆書,抱回來了以後看了三天,看了三天以後我發現唯獨以《申訴狀》的形式去申訴,才可以達到真正控告的目的。

申訴必須有具體的人物,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事情非得告江澤民,和對這件事情有直接關係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對這個事情是直接有責任的,告他是沒有錯的。羅干當初是政法委書記,羅干是專門管法院檢察院公安還有監獄,他是管這個系統的,迫害法輪功鎮壓法輪功很多都是羅干親自下的指示。他的指示是兩套,對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暗地裏面都是用口傳電話的方式傳達到個級的工安部門和派出所。當時寫完了以後,一共有四十多頁,給他列了九大罪狀,有迫害法輪功的罪狀,而且還有關於法輪功賠償方面,還有關於他們違反國家憲法和法律這些事情,羅列了無數的罪狀,一共是九大類。

旁白﹕2000年8月25日,第一宗狀告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案啟動。兩名法輪功學員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與政法委書記羅干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

朱柯明:列完了以後我們三個人全都簽上名了,全都簽字了,我想告要以真名實姓去告,我們法輪功修的是真善忍,我們也不怕把自己的名字寫上,但知道可能會有危險,我們就真名實姓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上面。但是後來出現的不是三個人的名字,而是兩個人的名字,我們擔心共產黨抓我們的話,留一個人能夠照顧我們,能夠把我們這個事情在外為界傳達出去,就把段巍名字給取消了。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意識到用法律途徑起訴迫害決策人。正如朱柯明先生所說:這是符合憲法,完全符合一個國家公民的權益的正義之舉。那麼訴狀寄出後,朱柯明和王杰的境遇又是如何呢?

段巍:九月七號晚上10點鐘,我正好開會。剛把衣服換上,就聽見樓底下咕嚕咕嚕聲響。嘿!怎麼這麼大聲音呢?我就衝出門來,他還在裏頭呢,因為唸完了新稿,還有新的東西要再寫,我們樓底下還有九十九封信沒寄呢,今天晚上還有再去寄信。就聽底下咕嚕咕嚕,一看,我一出門口,五六個警察已經衝到樓梯了。我就喝斥,下去!警察貼到我身上說,我們是公安局的。我說公安局怎麼了?這裏是私人住宅,下去!那時候我是挺恨不是別的,我心想上頭一大堆東西,我們滿屋子都是法律的書,大法的書,還有這麼長時間寫的東西都在房間裏,他們一上來肯定都拿到了,反正怎麼樣我也是敢衝那個,因為他在屋裏還沒出來嘛,我說:下去!警察就退下去了,他沒敢說就退了,我說誰也不許上樓!我上上廁所。我上樓後,咵咵~擺東西,門啪啪~給帶上。把所有他寫的東西塞在我沙發底下,他那屋裏的門我也蹬上了。

朱柯明:抓我的時候,我正在段巍醫生的家裏面,在北京西山的別墅裏面,它們在抓我們之前就把別墅周圍的燈打壞了,院子裏一片漆黑。

我還在樓上,就聽到樓下比較亂,段巍醫生從裏屋下來,我問怎麼回事啊?一進到廳裏以後,一看特務警察已經進到大廳裏了,跳過私人院子闖進大堂,他已經進來了,而且他們沒有穿制服,沒有帶搜查令逮捕證,甚麼都沒有,連制服都沒有,一切都沒有,說你是不是朱柯明啊?我說,是啊。咵!就給我戴上手銬了。

段巍:剛開始還沒逮王杰,他們不知道王杰跟他在一室,根本王杰就沒有出現,當時問道,你是誰呀?王杰。拷!那警察,拷!

朱柯明:他就給我戴上手銬了,我說我犯甚麼法律你要抓我?他也不說我犯甚麼法律,說,你自己知道。然後在屋裏就錄像,又拍又搬。實際上他就是接到我告狀澤民的申訴狀以後,按照我們簽字的名字來抓我們的。

段巍: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寫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跟他們是一夥的。因為電腦裏我是第一個,後面他一拿電腦,我心裏就知道了,我就不管,這點事我要過。我問一個警察說,你們誰是當頭的?他說那個是警察局長。我說,你是警察局長?他說,告訴你啊,你出去可別胡說八道。我說誰一胡說八道啊?你是幹甚麼的?旁邊說這是我們局長。我說你是局長這麼樣?我說我醫生要胡說八道有你今天能活嗎?!他問王杰合朱柯明住在哪?我說甚麼事?他說要上他們房間看看。其實他們倆是分房間的,我就指他們去同一個房間。我還讓王杰藏好了。小小子也不懂,王杰都藏在大衣兜裏頭,一進去王杰那房間,把大衣櫃一打開就看見了。他(朱柯明)那房間全都是東西,我把這個門鎖上了,這個門不能進,這是別人的房子,我不讓他們進,就了王杰一個房子,是王杰一個人的,但沒有他(朱柯明)的地方,他那地方我說鎖上了,沒讓他們進,他們下去後正在找東西,我就上來把所有的東西,咵~放了兩大袋子東西,我就趕快放露臺了,我就怕他們一定要沖那個房間,我就放露臺了,露臺正好沒燈。

我們沒有想到自己甚麼安危,真的沒有想,也沒想到他真的來這麼一下,但是他們抓走他我也沒有一點驚慌,只是為了保護他寫的資料,不給他們添上甚麼東西讓共產黨抓到把柄,但是電腦拿走以後沒辦法了。因為我們那時候電腦只會進不會出,所有做的事寫的東西都在電腦裏。

主持人:朱柯明和王杰於2000年9月7日夜間,即發出訴狀兩個星期後被秘密抓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家人不知他們身在何方。那麼朱柯明和王杰的境遇又是如何呢?下集節目時間繼續由朱柯明先生告訴您。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上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