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節 什麼事讓媒體人最痛心

中國記者節 什麼事讓媒體人最痛心

【新唐人亞太台 2017 年 11 月 11 日訊】11月8日是中共規定的記者節。陸媒刊文表示記者的工作很辛苦。不過，中國前媒體人均表示，相較於體力上的辛苦，記者在新聞寫作上的不自由與被中共打壓、判刑更讓人痛心。

據中國微信公眾號「財經記者圈」8日報導，在作為中國僅有的三個行業性節日之一的記者節，記者們不但得不到假期，反而要奔赴採訪現場或奮筆疾書。記者除了加班、出差，在風裡、雨裡、節日裡還需要工作。

據大紀元採訪報導，中國前媒體人朱欣欣、魏楨凌均表示，記者所在單位多是事業性的單位，工作強度和壓力方面，相對於中國其它競爭激烈的行業來說，要輕鬆一點。但隨著現在傳統媒介市場下滑，網絡新媒體占據的空間越來越多，競爭壓力較以往也越來越大，記者的工作強度也會有所增加。

然而，他們均認為，對中國新聞工作者而言，黨讓你說什麼才能說什麼的不自由才是令人感到最痛苦的。

朱欣欣告訴大紀元記者，新聞全得先是編輯部主任批准，才可以去採訪；新聞出來要登報的時候，編輯部審查過關後才能刊出；敏感事情官方定性了，方可寫稿。他發現，當時諸多報導內容，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就是被條條框框限制住，不允許報導真實情況。

朱欣欣想起最先在河北廣播電台當編輯、記者時的事情。那時，石家莊市日報社的一個同事，在公交車上發現有小偷在偷人東西，就報警了，後來還站出來指正小偷嫌疑人。「我們想報導這種見義勇為的事情，結果上面為了不影響城市形象，覺得報出有小偷不好，就把這個事情壓下去了。」

他還記得唐山市下屬的遵化縣的一篇來稿，是講當地下冰雹的時候，防雹部門由於一再延誤發射防冰雹炮彈的時間，導致農作物損失量大。他說，作為地方宣傳部門送上來的稿件，河北廣播電台也得等到有確鑿的「指示」，官方讓評論了，才可以報導出去。

1999年末朱欣欣又在河北教育報當過一年記者：「報紙實際上都稱不上新聞，都成了領導們政績的宣傳品。」他表示，報導內容不是讚揚領導們認可的優秀教師、專家學者，就是結合一些節日，例如教師節去做吹捧的採訪。

至於現在，朱欣欣的媒體朋友告訴他，中共對媒體的監控依舊很嚴，媒體記者的日子更難過。「在經濟上讓你掙不到錢，在稿件的撰寫上很難受，得給他們幹活。還不如賣身的妓女。」他說。

對此，主要採寫經濟新聞的前浙江青年報記者魏楨凌也深有體會。他表示，寫稿多是按照官方的政策、要求去做，唯一一點空間就是在專訪商人的時候。但是「跟官方不一致，一點也不會讓你寫出來，即使寫出來，也發不出去」。

魏楨凌表示，在大陸，新聞是沒有自由的，必須按照規範報導；不是以事實為根據，而是以某個集團的利益為準，這才是當記者痛心與悲哀的地方。他說：「黨的統治權為大。不是有種說法，中共有幾萬名的新聞記者，寫的只有一篇文章。而外國有幾萬記者，就有幾萬個不同的角度。」

他認為，在記者節，本來是要體現新聞自由、真實的節日。然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這一點不可能實現，更不要說起到監督官方的作用；對敢講真話記者的打壓從未中斷過，形式變得更加多樣。

魏楨凌表示，二三十年前，新聞領域的懲罰最多是撤職，不讓你再做記者；後來不僅是讓你丟掉工作，更有威脅、拘捕、給記者判刑，還有一些讓你想不到的辦法。

2017年9月，一位曾報導湖北武漢二十多名大學生失蹤的記者王濤，被中共當局拘留三十多天。

2011年，河南洛陽電視台記者李翔於當年9月18日在單位附近遇刺身亡，曾有媒體報導，遇刺的原因是他生前關注中國「地溝油」的調查。

2000年12月16日，至少十多位身在中國的大紀元記者被判處從三年至十年不等的重刑。據本報當時報導，其中大多數是名牌大學學生和高級青年知識分子，一部分是法輪功學員。

魏楨凌說：「大陸有良知的這些記者，處境都比較艱難。新聞要真實，不成為喉舌，就需要抗爭，尤其是反映不公平的事實時，是要有勇氣。」